美苏经济战？

美苏冷战时期欧洲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有哪些

冷战时期美苏经济关系的演进

回望远去的冷战，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冷战合规律性地演绎着否定之否定之路：从冷战到缓

和，又从缓和到新冷战，如今又走向缓和，呈现出波浪式发展的基本态势． 现于外的军事、政治、意

识形态的尖锐冲突与藏于内的经济关系发展的脉络大致相同又时有背离。军政冷战和经济冷战之

间互为因果、互为目的手段。虽然冷战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是军事力量的对抗，但 财富和实力始终

是相关的 ”从长远的、深层意义上看．冷战演绎的主导者和胜利者不是军政力量而是经济力量。

本文拟以经济冷战为线索讨论冷战时期美苏经济关系演进的历史，并揭示其内在的必然性．

一

、从冷战到缓和

这一阶段的时间范围大致从战后到60年代末．美苏经济关系的基本态势是从由热转冷，再到

由冷转热．但前一转变是明显深刻的，而后一转变是浅显微弱的，故又称为 有限缓和 。1945年。二

战最后一缕硝烟尚未散去，美苏战时盟友关系即已开始解体，军事、政治、经济等各种关系由热转

冷．急剧降温并直至冰点，在两大阵营、两个军事集团对立的同时，两个平行的市场体系也迅速建立

并展开对峙，形成了冷战棵刻的经济内涵。战争结束时的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军政强国和经济强

国，但大有大的难处，美国在经济上最为担忧的是军事订单消失 军队复员会造成大规模失业并导

致经济重新衰退，危及制度安全；担忧苏联会利用欧洲经济混乱进行经济渗透。于是，对苏经济遏

制战略应运而生，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马歇尔计划和东西方贸易管制政策如同一把双刃剑，锋芒

直指苏联。1947年出台的马歇尔计划是杜鲁门主义在经济上的翻版，正如杜鲁门形容的那样，是

一个核桃两半边 。 其主要内容是扶植西欧经济使其强大到足以抵抗苏联的攻势，并在推动西欧

联合(其直接结果是欧共体)的基础上使之成为遏制苏联的集团力量。因而 从东西方之间的关系

这一角度看，马歇尔计划是走向冷战的最后一步。 东西方贸易管制政策发端于杜鲁门政府时期，

其主要内容表现为全面禁止战略物资、紧缺商品和与战略物资有关的技术资料直接或间接地输^

苏东各国。从1948年3月美国决定对苏东禁运战略物资，到1949年《出口管制法》出台和 对共产

党集团出口管制统筹委员会 (简称 巴统 )建立，对苏经济遏制战略基本形成．其现实目标是 使

苏联的势力范围限于它目前的地区． 苏联虽然在战争中遭受了巨大损失，但仍然是欧洲第一、世界

第二的军政强国。面对战后初期严竣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形势和咄咄逼人的美国全球攻势，苏联迅

速做出强烈的反应。在冷战思维的偏激指导下，斯大林提出了。两个平行市场 对峙的理论，并在国

际经济问题上全面推行与西方对立的政策，坚决反对美国对苏联及其势力范围的任何经济蚕食企

图。1945年2月苏联最终拒绝批准 布雷顿森林协定 ，又进一步使经济对抗从理论变成现实．为抵

抗马歌尔计划的影响，苏联通过实施莫洛托夫计划，强化与东欧国家经济联系并限制其与西方经济

往来，到1949年又正式发展成为苏东经济集团(经互会)．这样，作为美苏两个计划直接经济后果，

欧洲“出现了两种对立的世界体系 和彼此隔绝并相互对峙的两大经济集团。美苏原有的交流渠

道彻底中断．50年代中后期起，冷战首次出现了转折，美苏关系由冷转热，呈不断缓和的趋势，即使

是古巴导弹危机这样的突发性尖锐对抗，也不能使之发生实质性逆转．缓和的经济背景是苏美力

量对比开始了由劣势到均势的逐渐转变。

美国经济在50～60年代总体上仍呈增长态势，但却 正在迅速失去其1945年曾在世界财富、生

产和贸易中所占有的相对比重． 1．m 60年代起美国经济的某些重要领域出现明显的危机征兆。面

对苏联军政实力膨胀的压力，美国被迫采取战略收缩，实行缓和。艾森豪威尔时期美国就已经认识

到 缓和东西方经济关系是美国国家利益所在 ，并在实际政策方面做了一些调整，如将经济打击重

心转向中国，缓和对苏东的贸易管制等。5O年代中期又通过拟定东西方交流方案，形成韧始的演变

政策以逐步取代激变政策。60年代，美国进一步考虑以经济让步来换取苏联政治让步．肯尼迪时

期实施的 和平战略 ，也将贸易作为推进缓和的一个重要手段．但这种经济缓和仍然是受到严格

限制的，如1962年《出口管制法》修正案就将出口限制扩大为：凡属对 军事或经济潜力发展有重要

意义的物资， 一律禁止向共产党国家出口． 由于战后恢复性生产、高投A所形成的初始冲力以及

宇航和核船等几个与军事潜力密切相关的高新技术部门的超常发展，苏联经济出现了跳跃式发展，

其国民收入，1950年为美国的30‰ 到1960年为美国的58％，差距开始缩小。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

提出 三和路线 ，用两个平行市场之间的和平竞赛取代了斯大林时期的隔绝对峙，他认为： 现在我

们的国家在增长速度方面和产品的绝对增长量方面都超过了美国，我们以比美国快三辖的速度前

进，我们每年的产量比它多．因此，赶上美国现在容易多了． 两大市场体系 长期共存、和平竞赛

成为赫鲁晓夫及其以后较长时期内苏联对外经济关系的主导思想。既然可以平行共存，对外(资本

主义市场体系)的经济关系可有可无，对内(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经济关系必须加强控翻． 因此苏

联的缓和攻势主要表现在政治姿态上，经济关系的缓和是极其低调的．在6O年代后半期，苏联开始

出现主动寻求对美经济缓和的迹象．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经济关系的转变更具相对滞后

性．在整个60年代，美苏经济关系一直处于非常低的水平．以1969年为例，双方贸易颧仅为1．6亿

美元，为苏联与西方其它国家贸易额之最低(同期苏联与英国 西德、法国，意大利的贸易额分别为

7．O6亿、7．4l亿、4．7亿．5．3l亿)．且贸易主要限于农产品，1963年美国向苏联出口的50万吨小麦

就堪称这一时期贸易之大宗了．

从缓和到新冷战这一阶段的时间范围大致从6o年代末到70年代末．美苏经济关系的基本态

势是承接上一时期的缓和，继续由冷转热．再由热转冷．但后一转折在形式和内容上仍然是不明显

的，与军事、政治态势的剧烈变动相比，呈现出不一致性和滞后性，当新狰战的阴影再次笼罩世界

时，东西经济的交流依然在冰封的河面下捅动． ．

1969年美国越战的失败，标志着美苏战略力量对比均衡态势的基本完成，同时也将经济缓和推

进到具有一定实质性内容的时期．其背景是美苏经济实力对比继续朝着有利于苏联的方向发展，

经济差距进一步缩小．越战失败加快了美国经济衰退的步伐，经济霸权也开始动摇， 战争费用大

幅度猛增对美国经济产生很坏的影响， lJI 并把自杜鲁门最初在1941年宣布了遏制主义以来逐

渐形成的对冷战外交政策的一致支持打得粉碎。 尼克松时期提出 国际新经济政策 ，以退为进，

推行以发展美苏经济关系为主要内容的缓和方针，对苏实行 诱导式经济外交 ．在此方针指导下，

1969年《出口管制法》，以高新技术转让限制取代全面战略物资出口限制，放松了一般技术和商品的

出口，并利用 巴统 的 例外 条款扩大禁运物资和限运物资出口。但是，经济缓和的目的是十分明

6 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01拒

确的，美国官方公然宣称： 我们的战略是要利用贸易让步作为政治工具，以便在苏联冒险时制约他

们，在他们采取合作态度时鼓励他们， ???? 使共产党国家的国内发展和对外政策沿着我们期望

的目标前进。 尼克橙也形象的说： 在我们的商品上不但要印上经济价码，而且要印上政治价码． 啪

实际上，美国就曾在北越、限制战略核武器、苏联国内政策等同题上以发展经济关系为筹码，迫使苏

联让步。由此可见，美国的经济缓和并非遏制的终结，而是遏制的新形式和继续．

70年代是苏联军政实力最为强大的年代，苏美经济实力差距大为缩短，l965年苏联国民收人

相当于美国的57％，1978年上升为67％ 左右．钢铁、石油等近2O种工业产品产量甚至超过美国。

勃列日涅夫过高估计了苏联的经济状况，他认为： 最近25年里，苏联的社会、经济、文化和科学的

发展，达到了其成果可成为决定世界政治因素的高峰。 但苏联经济存在严重的弊端，与同期美国

趋于表面的危机相比，苏联的经济危机是隐性的，但也是更深刻的。勃列日涅夫秉承苏共二十大的

外交路线，军事上表现强硬，经济上有求于美国。苏共二十四大提出 六点和平纲领 ，宣布要把缓

和放在外交政策的首位，着重改善同美国的关系。由于美苏在经济利益上互有所需，双方经济美系

有较大进展，1972年美苏贸易协定签署后，贸易额呈上升趋势，从1972年的6．88亿美元到1979年

44．77亿美元，成为缓和的一大标志。这一时期举行的几次最高首脑会晤，签订的几十个协定、协议，

也都不同程度地具有经济内容，涉及经济、科技，贸易、能源、医药、环境、公共卫生等众多方面．如仅

在1972年7月就签订了关于美国向苏联提供贷款、用于苏联向美国购买价值7．5亿美元粮食的协

定，此举 使两国贸易额陡增近一倍 ；关于苏联与美国西方石油公司总额为3O亿美元的科技合作

协定：关于双方在能源、电子计算机、农业等六个研究领域合作的协定等等。在l972年lO月签订的

一项为期3年的全面贸易协定中，美国甚至允诺要国会批准给予苏联最惠国待遇，并约定在对方首

都互设贸易办事处。双方经济关系获得战后以来的最大发展。

但是，经济缓和并投有带来军政缓和。7O年代中后期，苏联利用美国战略收缩之际，不断扩大

在中东、非洲、中美的渗透，乃至出兵阿富汗，全球攻势达到顶峰。美国以经济援助为诱饵牵制苏联

内外政策的战略方针宣告失败。经济利益上的对立迅速盖过了微弱的一致·陛，缓和得以建立的基

础开始崩溃，经济对抗重又发展起来。

1977年卡特上台，以 全球秩序政治 取代了尼克橙主义，虽然美苏经济关系仍然沿着前期缓和

的轨道惯性向前，但已逐渐由热转冷。1979年以前，美国曾多次以苏联的武器控制问题、持不同政

见者问题、苏联武装干涉安哥拉问题以及人权阿题等为由，用搁置贸易谈判、限制出口等经济手段

制裁苏联。

7O年代又是苏联盛极丽衰的年代。1978年苏联军费开支已达到世界首位，高出美国20％，军事

上的疯狂增长与经济上的停滞后退使其成为“泥足巨人 ，更加迫切地希望发展与美国的经济关系。

勃列日涅夫打出 缓和物质化 的旗号，提出以军事缓和与经济合作来补充政治缓和，将发展美苏经

济关系作为政治合作的前提。提出 应该最迅速地和最充分地使两国经济合作的潜力变为现实 。

虽然这一时期美国对苏制裁已经升级，但1977年10月到l978年9月，苏联仍从美国进口了1 480

万吨谷物，l979年粮食贸易颧更是达23亿美元之多．大大超过了l975年协定规定的每年600 800

万吨的数额。而同年美国也从苏联进口了价值5．48亿美元的黄金和2．54亿美元的其它商品。然

而，现实的情况是美苏战略力量对比再次朝着有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美国已越来越倾向于运用制

裁方式来处理美苏经济关系了．随着阿富汗事件的爆发，美国对苏联实施大规模经济制裁，新冷战

掀起了高潮。

二、从新冷战到新缓和

这一阶段的时间范围大致从70年代末到l991年苏联解体．美苏经济关系的基本态势呈现出

与冷战前期相似的形式，即从由热转冷，到由冷转热。但是，国际经济大环境和美苏国内经济状况

第4期 牛笑风：拎战时期美苏经济关系的演进 87

的重大变化，构成美苏经济关系新的背景，无论高压遏制还是诱压结合都不能阻止经济交往的潮

流，发展经济关系已成为解决其它一切问题的前提和关键。

1979年起美苏经济关系大幅降温，此后直到80年代上半期，一直停留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

其根本原因在于美苏力量对比的实质性变化，美国重新取得优势，再次发动对苏联的全面攻势．经

济攻势范围之广 经济武器 力量之强前所未有。新科学技术革命的迅猛发展极大地推动了美国

经济，虽然经济发展仍然面临诸多困难，经济实力相对衰落，但国内经济发展总体向好趋势已经形

成。由于对苏经济缓和的结果和初衰大相径庭，于是美国再次调整对苏经济战略。1980年1月， 卡

特主义 出台，成为新经济遏制战略的信号，接着，里根政府又推出耗资上万亿美元的 星球大战计

划 ．它是美国全球称霸政治与强大的综合国力相结合的产物，具有军事上和经济上的双重意义，

它在把军备竞赛引入太空的同时．也将对苏经济关系推向低谷。从长远的角度看，它在经济上对苏

联的战略反制作用更大． 与战后初期的经济遏钼战略相比，这一时期美国对苏经济遏制达到新的

高峰，改变了7O年代以来的 诱导式经济外交 的缓和方针，实行 高压式经济外交 ，将经济打击目

标重新对准苏联：把技术转让限制作为基本国策，建立起 类巴统管制 、 第三国合作体系 ，扩大限

制范围；对苏实行 无例外政策 ，采取多种钼裁手段加剧其国内经济困难。

苏联8O年代经济衰退加速，经济日趋困难。按美国中央情报局等西方机构估计．1981年苏联

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仅为1％．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从1970年的1 5．9％ 降到1980年

的l】．6％．n D1l ”科学技术总体水平与美国差距持续扩大，8O年代中期在民用生产的新技术利用方

面落后美国近2O年．综合国力不及美国一半。在现实的力量对比面前，苏联对美转入战略守势．经

济上更是采取低姿态，希望借助美国援助来摆脱经济困境．但这只是一厢情愿．1979年底以后美

国对苏联实施大规模经济制裁，包括单方面停止履行已经批准的一批 例外 出口协定：除1975年

协定规定外，不再支付苏联另外定购的1 700万吨粮食；停止尖端技术和战略物品许可证出口．冻结

价值1．55亿美元的对苏高级技术项目的出口申请；严格限钼苏联在美国水域的捕鱼权等等．双方

经济关系骤然降温，贸易额由1979年的44．77亿美元锐减至1980年的19．63亿美元．此后，美国又

不断扩大钼裁范围，如推迟双方长期谷物协定谈判；对苏实行石油、天然气禁运；要求一切在国外的

美国子公司包括使用美国专利生产的外国公司对苏实行石油 天然气 备禁运????直至下令抵钼

莫斯科奥运会。强硬到极点。

冷战时代的最后一次转折出现在80年代中期．1985年11月里根和戈尔巴乔夫首次会晤，标志

新一轮缓和的开始．新缓和是美苏两国综合国力长期争斗的结果，也是当代和平和发展两大潮流

推动的结果．80年代以来，国际角逐的主战场已从军事领域转移到经济顿域，处理国与国之鸸关系

的方式和手段不再是以军事、政治、意识形态的对抗为主，而是以发展经济、文化等交流合作为主．

美国在这个时期再次拥有优势。在信息革命的大力推动下，美国经济逐渐积累起实质性变化

的基础，率先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但困难与问题也很多，尤其是此前的经济遏制战略未见大的成

效，反而使财政、贸易赤字和债务不断增加，国际经济地位严重削弱． 但它的问题远不如其对手苏

联严重，是相对衰落中占据‘第一 的问题． _】【5 里根政府全面总结了以往对苏经济战略，认为僵硬

对抗、高压遏制和盲目发展对苏经济关系以换取其克钼退让都是不可取的。于是一种貌似折衷的

。诱压结合 的经济外交方针取而代之． 诱压结合 的主要内容是：利用发展经济关系为诱饵，同时

附加政治、军事、文化、意识形态等各种条件，迫使苏联全面退却，最终使其政治、经济体制和意识形

态全面倒向西方．1989年5月，布什政府推出 超越遏制战略 ，对战后四十余年的对苏政策作了显

著调整，公开提出美国现在的目标远不仅仅是限制苏联的扩张．而是使 苏联重新成为国际社会的

一员 ． 由此可见， 超越遏制战略 并不是超越了经济遏制，而是实际遏制、彻底遏制、最终遏制，直

至实现和平演变． 因此无论是里根第二任期还是布什时期，美国的援苏计划多为 口惠而实不至 ，

并常附带诸如削减军备．建立资本主义市场体系、推进政治的西方民主化、改变对持不同政见者的

88 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01燕

政策以及民族政策等等条件，几乎包括苏联对内对外政策的所有方面．对此美国国务卿贝克直盲

不讳： 直到有迹象表明苏联已经进行了民主和自由市场经济改革之后，华盛顿才会不再阻止对苏

联的经济援助 ．

而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联，经济衰退到崩溃的边缘．国民收人持续负增长，1990年达到3％．而

同期通货膨胀率却高达86％。据西方材料，1990年苏联国民生产总值已降到只及美国的1，3～

l，4。” ”” 严峻的形势迫使苏联将主要注意力转向国内经济，并前所未有地把希望寄托在美国等西

方国家的经济援助上．作为新的外交战略的理论依据．戈尔巴乔夫提出对外关系 新思维 ，完成了

苏联外交史上第三次重大改变，结束了赫鲁晓夫以来的 争霹外交 ，开始进人一个新的同时也是最

后一个时期。 新思维 外交战略的首要任务是为国内经济建设创造和平的国际环境。以垒面收缩、

放弃对抗换取美国的经济援助．新缓和时期。美苏经济关系有了实质性进展。在1989年老布什和

戈尔巴乔夫会晤中破天荒地讨论了苏联的经济困难，美国表示愿意提供经济援助，并同意给予苏联

最惠国待遇．支持苏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关贸总协定．并调整了对苏贸易政策：延长经济、工业和技术

合作协定；举行副部长级贸易会谈；重组美苏商业委员会：提供各种贷款和紧急援助等等．双方从

缓和对话进而建立起某种台作和 伙伴关系 。贸易颧也有较大回升。到1989年底增至55亿美元．

然而，伴随经济关系的不断缓和。一边是美国的垒方位步步紧逼，一边是苏联的节节退让。美援并未

挽救苏联经济的崩溃，反而戒了一剂鸦片，在苏联的制度演变和国家解体过程中起了致命的作用。

1991年底，'苏联解体了，冷战结束了，经济冷战也随之结束了．由于一个对手的突然退出．冷战

的结束比它的开始更为突兀。然而正如汤因比所言： 敌对状态的结束远不是故事的终结 ．它留给

人们的思索和启迪是远比过程更为重要的东西。

二战苏联拿了美国三千亿贷款，为何事后要赖账不还？

苏联在二战后拒绝还美国的钱，是因为苏联觉得自己在战争中付出了很多东西，美国计算贷款的方式有很大的问题，而美国也从战争里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因此苏联认为没有必要再还钱给美国了。

在30年代的时候，美国的经济发展得并不顺利，社会生产严重过剩，而在二战爆发后，虽然德国法西斯和美国没有正式开战，但是美国也感觉自己受到了威胁。因此，为了帮助其他国家打击德国的军队，好免受德国的威胁；也为了让自己过剩的产能有用武之地，发展自己的工业和经济，安抚国内民众的情绪，美国就决定给反对法西斯的国家一些援助，并由此产生了租借法案。

当然，美国给这些国家的援助，并不是无偿提供的。美国要求那些向他们征求援助的国家，要付一定的金钱，而那些无法付钱的国家想要拿走美国的物资和武器，也可以直接拿走，只要在战后归还并支付战争中武器的损耗就行了。美国的这一政策得到了不少国家的响应，其中之一就是苏联。

在美国的租借法案中，苏联得到了几千辆坦克，一万多架飞机，25万辆越野卡车以及一些稀缺物资等等，这些都为苏联打赢德国法西斯奠定了基础，而苏联就在美国的援助下，欠了美国三千亿的贷款。

在二战结束后，美国想向苏联征讨欠款，但是却被苏联拒绝了。苏联认为，美国计算贷款的方式有问题，加上二战后，美国因此打开了欧洲的大门，获得了更大的利益，因此苏联和美国一直就贷款一事商量了很多年，一直到苏联解体后，美国也没能要回这些钱，而美国对苏联的援助也成为了烂帐。

抗美援朝时引进苏联武器及债务问题的真相

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帮助下建立起来的，从建党起就强调国际主义的原则，并长期接受了苏联的财政援助。不过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对苏交往的过程，深深感到苏联领导人从来把本国利益放在第一位，援助兄弟党时又要求他们服从自己的外交需要。在二十多年的中国革命斗争中，苏联援助中共的钱款只有几千万美元，远少于对国民党的贷款（如抗战期间对国民政府的贷款就有2.5亿美元）。东北解放战争期间，苏联援助东北解放区的武器，几乎都是以“借花献佛”的方式提供缴获的日本关东军的装备，而提供汽油、布匹等物资则要以易货的方式，用东北产的粮食等物来交换。当年苏联对中共方面的这些援助虽然是可贵的，却称不上慷慨大方，并掺有民族利己主义的特色。

新中国成立前夕，斯大林虽然向“兄弟党”中共表示愿意提供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帮助，却要以“明算账”的方式计价和付款。1949年初，苏共代表米高扬到西柏坡访问时，毛泽东提出希望苏联提供3亿美元的贷款，说明将来连本带息一并偿还。同年6月下旬，刘少奇到达莫斯科，斯大林在当天会谈中就说愿意提供3亿美元贷款，年息为1%，分5年交付，付清后归还期为5年。1950年2月，毛泽东在访苏期间同苏联签订同盟条款时，正式达成这笔贷款协议，主要用途是解决解放军急需的武器，其中一半是用于购买准备解放台湾的海军装备。此项贷款归还期短，对新中国的财政也是一个压力。当时毛泽东在党内通报中说明对苏联提出的借款额较少，是因“多借不如少借”，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吸取了近代中国因外债沉重而在经济上受制于人的教训。

中苏的贷款协议尚未签字时，我国因刚建国之初的军事斗争和恢复经济的急需，就把1950年度的6000万美元贷款中的4000万用于购买建立航校所需的飞机和器材，还购买了高射炮、 汽车 、降落伞、钢轨、汽油等。此时解放军各部队还普遍使用战争期间缴获的“万国牌”杂式武器，全军550万人仅有2万多辆缴获和外购的 汽车 （此时全国也只有6万多辆进口 汽车 ），军工业连迫击炮都造不好，同时又因财政困难，只能为新建的空军和防空部队购买装备

1950年6月下旬，朝鲜内战爆发，美国借此机会武装干涉朝鲜，并派海军控制台湾。按毛泽东的说法，这相当于在朝鲜、台湾和越南形成了对中国“三把刀”的威胁，国内不得不进行对美作战的准备。当时美国是世界上经济和军事实力最强的国家，其工业产值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半。作为第二强国的苏联与之相比也有很大差距。中国作为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更是同美苏两国存在着悬殊的“代差”，从下表中就可清楚地看出这一点。

（附表）1950年中、苏、美三国经济实力对比国民产值（GDP）钢产量发电量 汽车 数量中国155亿美元60万吨45亿度6万苏联900亿美元2730万吨918亿度250万美国3001亿美元8784万吨3880亿度5000万

1950年10月上旬，美军越过三八线北进，朝鲜形势危急，苏朝方面都希望中国出兵参战。由于现代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武器和财力的较量，中共中央在准备参战时理所当然地向苏联提出了提供武器装备的要求。斯大林表示同意时，却又提出要中国付款的问题，这让当时经济极为窘迫的新中国感到出兵非常困难，就此也引发了中苏之间的反复交涉。

有关抗美援朝战争时中苏之间的武器交易和付款问题，两国都长期保密，因此后来引发了中国 社会 上的一些不实传说。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公布了一些 历史 资料和当事人回忆录（不过也有些记忆不准确），1991年苏联解体后俄联邦又解密了朝鲜战争的档案。当时笔者曾多次采访过抗美援朝战争时为毛泽东担任俄文翻译和中央研究室主任的师哲，并在1992年到美国斯坦福大学参加过对其所购的俄罗斯档案复印件的查核研究，再加上回国后查阅的 历史 资料，深深感到中国争取苏援武器的过程非常不易。这不仅说明求人之难，同时还表明了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为减少我国付出的战争代价，真是煞费苦心。

据中国方面的档案证实，1950年10月2日，毛泽东起草了一封给斯大林的电报，其中说中国同意出兵朝鲜，并开列了所需武器弹药的清单。因当时中共中央领导内部意见未统一，还要再讨论出兵问题，这封电报没有发给莫斯科（因此在俄罗斯档案中查不到）。10月5日，中共中央首次做出了出兵援朝的决定，毛泽东在10月8日又起草了志愿军向朝鲜出动的命令。同日，周恩来和林彪根据中央要求飞往苏联，主要是争取苏联如约出动空军支援，同时也要求苏联提供武器装备。

此次陪同周恩来去苏联并担任翻译的师哲向笔者说，他们在10月11日到达黑海边的索契附近见到斯大林，周恩来亮出的是“两种意见”，首先说中国出兵很困难。双方谈了一天，斯大林在苏联空军出动的问题上却不肯履行原来的承诺，因而周恩来表示很难出兵，也没有提交所需武器弹药的清单。斯大林因急切地希望中国参战，表示可提供战争所需的各种武器，却未讲清付款形式。时任翻译的师哲回忆说：“我们和苏联谈判时，只谈到军火的数目，而没有谈军火的价格。”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长期过惯了军事共产主义生活，对商品经济很不熟悉，出现这种情况并不奇怪。

一向以办事精细著称的周恩来并非没有考虑到这一点，他私下对师哲说：“我们接受苏方的军火，是作为他们对抗美援朝的贡献而接受的。”这等于是中国出兵，苏联出钱。长期在苏联生活过的师哲却回答说：“根据我对苏联的了解，他们办具体事情的人不会同意我们不付钱的想法。”（师哲：《在 历史 巨人身边》第50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果然，苏方随后提出付款问题，而且是斯大林本人的主张。

周恩来从黑海边回到莫斯科，10月13日接到毛泽东的电报，里面表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而且认为“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尽管斯大林又限定苏空军只能到鸭绿江边，不能配合志愿军入朝参战，中共中央经重新研究后还是决定参战。毛泽东还特别谈到苏联提供军火问题，并询问是租借还是用钱买。电报中认为只要是租借，就能保持用于经济文化建设及一般军政费用的2亿美元预算，从而保持国内大多数人团结。毛泽东还要周恩来在莫斯科再留几天，与苏方重新商定上述问题。

毛泽东提出“租借”方案，应理解为其中大有深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在英、苏、中等盟国已基本耗尽可外购的外汇和黄金后，根据《租借法案》向这些一线参战国提供了近500亿美元的武器和物资。除英国出让部分大洋岛屿作为代价，其余在战争中用过的武器因多已损毁或破旧，战后就不要归还原物，而是折算低价索要还钱（如美国对苏联的109亿美元的租借物资要求归还26亿美元，苏方只象征性还了3亿美元）。美国“租借”给国民党军的16亿美元的武器，大部分未用于对日作战而被用来打内战，美方后来干脆未索要（蒋介石逃到台湾也没法归还）。毛泽东提出“租借”概念，恰恰是援引二战时的例子，这样在援朝作战时用过的苏联武器到战后就不用还多少钱款。

斯大林从减少苏联的经济负担出发，不肯同意采取租借武器的形式。他提出的最后条件是军火费用可算作苏联对华的“信用贷款”。10月14日，莫洛托夫在同周恩来商谈时承诺，采用信用贷款方式，即中国不需要抵押品，还与不还全凭信用。斯大林又考虑到中国经济极为困难，自己不能不负担一些战费，因此又提出援朝的武器钱款由双方“共同负担”，即苏联提供的武器“按成本价五折”记账算贷款，年利为1%。

苏联的这种贷款条件，如果按照国与国之间的正常贸易，还算是优惠的，不过按其所宣传的“无私的国际主义”来衡量，却不够格，还是把本国利益放在他人之上。当时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看到苏联的这一底线是能争取到的极限条件，虽心中不满，还是表示接受。1970年毛泽东会见金日成时也说过：“我看还是要感谢苏联，它总帮助了我们军火和弹药嘛，算半价，还有 汽车 队。”（中共中央文献室、中央档案馆：《党的文献》2000年第5期，第14页。）

1950年10月下旬，入朝的志愿军六个军与敌开战，使用的还是过去缴获的多国旧式武器。因国内没有相应的弹药生产线，军委只好要求各地“打扫仓库底子”，即清理遗留的子弹、炮弹并分类，然后送往朝鲜前线。开战仅几个月后，库存就快消耗光，入朝部队只有全面换装苏式武器，这样才能保障弹药供应。

入朝作战第一次战役刚结束，11月7日，毛泽东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就讲到武器问题：“由于人民解放军陆军的武器装备主要是从敌人手里缴获来的战利品，因此造成步兵武器口径种类繁多的情况。”为此，电报中特别提出：“我请求您研究一下关于在1951年1月和2月这一时期给36个师供应步兵武器装备的问题。”毛泽东还具体提出应尽快提供以下武器：苏式步枪14万支，步枪子弹5800万发;苏式自动枪26000支，自动枪子弹8000万发;苏式轻机枪7000挺，轻机枪子弹3700万发;苏式重机枪2000挺，重机枪子弹2000万发;飞行员用手枪1000支，飞行员用手枪子弹10万发;梯恩梯炸药1000吨。

看到这个清单，不能不让后人感慨万分！那时的中国连飞行员用的手枪及其子弹都不能自己解决，在这样落后的情况下就敢出兵朝鲜与世界装备最好的美军作战，这需要何等的胆略和气魄！

看到志愿军在朝鲜的胜利和作战艰苦，苏联马上表示可尽快满足要求。11月9日，斯大林回电毛泽东说，1951年1月至2月可将这些装备如数运到中国。第二批入朝的部队即志愿军第19兵团和第3兵团就此便能换装苏式装备，并在第五次战役中参战。

苏联提供的这些武器，仍要“出厂价五折”记账。根据斯大林确定的这一原则，1951年2月周恩来与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扎哈罗夫分别代表中苏两国政府在北京签订了关于苏联向中国政府提供军事贷款的协定。协定确定：苏联向中国提供12.35亿卢布的贷款，用于购买中国在战争中所需的军事装备、弹药和铁路器材;中国从苏联的军事订货，包括军事装备、弹药和铁路器材，以1950年10月19日中国出兵抗美援朝为界，在此以前的订货以全价付款;1950年10月19日中国出兵抗美援朝以后的军事装备与弹药订货以半价付款，铁路器材则以七五折付款。

苏联提供的这36个师的轻武器，基本都是二战期间甚至战前研制的武器，属于苏军正在退役淘汰的旧装备。苏军现役装备的一些新式武器，如SKS半自动步枪（即后来国内仿制的56式半自动）、AK47突击步枪（即后来国内仿制的56式冲锋枪）等都没有提供。苏联已开始装备RPG-2火箭筒（即后来国内仿制的56式40火箭筒），却因怕在朝鲜战场上被美军缴获造成泄密，也没有供给志愿军。这一武器到1955年向中国提供时，彭德怀看到就感慨说，在朝鲜如果有这种武器，打坦克就省力多了。由于缺少反坦克武器，国内兵工厂只好仿制美国二战时提供给国民党军的火箭筒和57、75毫米口径的无后坐力炮，供部队应急使用，因为这毕竟比用炸药包、爆破筒打坦克的效果好得多。

空战对技术装备的性能要求特别高，苏联对华提供的战机还算是比较先进的。1950年苏联空军已大量装备了米格-15战斗机，来华部队也以此种机型为主力，一开始对中国空军出售的却只是米格-9战斗机。该机性能差，作战半径只有200千米左右，如果离机场远一点进行空战就会把燃油耗尽，只能用于城市和要点防空。中国空军验看后认为其性能大大落后于美国的F-84战斗机。苏联顾问反而大发雷霆，说你们竟敢怀疑 社会 主义苏联生产的武器的优越性。斯大林得知此事引发了中国方面的不愉快后，从中苏两国关系和国际战略全局考虑马上表示了歉意，并于1951年5月22日和26日先后两次致电毛泽东指出：由于过去苏联没能向中国提供更多的米格-15战斗机，并估计米格-9战斗机能敌得过美国最好的喷气式战斗机，现在看这是一个错误，这一错误的责任应由苏联来负。作为纠正这一错误的行动，苏联向中国无偿提供372架米格-15战斗机（只收运输费），用以改装中国6个米格-9歼击机师，第一批72架于6月20日前运抵中国，其余300架分批于8月底运抵中国。

接受步兵装备时，由于中方得到的基本都是二战时用过的旧货，还要付半价，一时志愿军中许多人也有埋怨情绪。这些情况反映到斯大林那里后，使这位考虑国际战略全局的领袖不能不有所顾虑。1951年中国从苏联订购的步兵师的装备运到后，因朝鲜人民军的装备不足，将其中3个师的装备无偿地送给朝鲜人民军。斯大林在中国的高风格前也决定有所表示，决定无偿再送给中国20个步兵师的装备。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苏联总共对华提供了60个步兵师的武器，中方除无偿赠送给朝鲜人民军3个师的装备外，另1个师的装备拆散给各军事院校作训练用，实际装备了56个师。国内兵工厂又按苏联提供的图纸和生产技术，仿造出50式冲锋枪、53式步骑枪、53式重机枪等轻武器，共生产了50个轻步兵师的装备。至朝鲜停战时，解放军的106个步兵师、16个炮兵师、2个坦克师和23个航空兵师基本完成了苏式装备的换装，在中国 历史 上第一次实现了武器装备的标准化、系列化。

根据“边打边建“的方针，抗美援朝期间国内大力加强兵工业建设。志愿军参战第一年所需要的弹药，国内产量只能满足10%左右，到停战时已能自产40%。中国的国防工业，在这场战争中就此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在抗美援朝战争初期， 汽车 一度成为入朝作战最急需的物资，因国内没有机动车制造业而只能求助于苏联。10月间志愿军准备出动时，苏联答应在1950年12月15日以前为志愿军提供3000辆 汽车 ，却难解燃眉之急。11月5日周恩来同苏联总顾问扎哈罗夫大将会谈时就催促说：“现时 汽车 第一，坦克、大炮都可以放在 汽车 后。”11月17日周恩来又致电斯大林称，“车辆不足”导致“粮食和冬季服装不能及时运到，部队正在忍饥挨饿”。在苏联答应的车辆一时不能运到时，周恩来提出想先借用苏军旅顺基地的500辆旧 汽车 。斯大林当天便回复说，立即在满洲里车站交付新车，并要求苏联运输部门加快运送。至1950年底，有5000辆 汽车 运到中国。1951年中方又购买1.2万辆，后两年又增大采购量。入朝的志愿军部队共得到 汽车 21728辆，战争中被毁7729辆，受损送回国修理8436辆，停战时所剩不足一半（其中还包括修理后运回朝鲜的）。

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国内部队的 汽车 靠从苏联进口而得到很大增加，主要装备炮兵、海军、空军和其它技术兵种。到战争结束时全军拥有各种 汽车 7.1万辆，平均60人有1辆 汽车 。相比之下，二战期间美英军就基本实现摩托化，平均每4人有1辆 汽车 。战争结束前苏军主要靠“租借”引进美国 汽车 46万辆，加上自产和缴获，达到20人有1辆 汽车 ，达到了“半摩托化”。至1955年，蘇军达到每5人有一辆 汽车 而实现了全军摩托化。中国在1956年建成长春 汽车 厂后才能自产 汽车 ，却因原材料不足长期达不到年产3万辆的设计标准。解放军直至1985年大整编时才取消徒步部队，而实现全部由机动车运送。部队装备 汽车 的数字，也说明了中国的工业底子太薄弱，实现机械化要靠国家的逐步建设而走了漫长的道路。

现代战争除精神、军力的对抗，同时还是经济实力的比拼。新中国进行抗美援朝战争虽然付出了大量人力、财力，不过靠共产党领导下举国体制的优势，全国人民积极投身于恢复国民经济，努力增产节约支援战争，在战争期间顺利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至1952年年底，中国工农业生产都超过了 历史 最高水平，并于1953年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国内经济所取得的成就，使朝鲜前线的物资供应也有了可靠的基础，短缺的部分只是武器，主要靠苏联供应。

从上面的统计可看出，抗美援朝战争虽然造成了国家相当大的财政负担，但财政收入的增长比例仍高于军费增长速度。从1952年起国内经济建设的投入费用又超过了军费，从而保障了战时国民经济恢复顺利完成。而停战时1953年的国家财政收入，竟是1950年的3倍多，这真是 历史 上的一个奇迹！

在两年九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中，花费的直接战费（即不包括国内战备训练和动员的钱款）共62亿元人民币，占同期政府财政支出的13%，对国内经济的影响不算太大。战时苏联提供的武器装备多数是按“出厂价五折”赊账（约有1/5算是无偿赠送），共记下30亿元人民币欠债（当时折合13亿美元）。

除抗美援朝战争时中国欠下苏联军火债30亿元人民币，1955年苏军从旅顺撤离时又移交了折价9.8亿人民币的装备。1958年中国发起指导思想错误的“大跃进”后，因国内副食供应紧张和收购困难不能按贸易合同对苏联交货，在1959、1960年两年间又欠下25亿卢布的商贸债。根据当年主管财政的副总理李先念在《关于1961年和1962年国家决算的报告》中所列举的数字，自1950年以来我国向苏联所欠的外债和应付利息，折合人民币计算总共为57.43亿元人民币。

这笔57亿元的对苏债务，在当时的国家财政支出中占多大比例呢？1959年全国的财政支出为520亿元，1960年为654亿元。至1960年之前，我国对苏联已还债33亿元人民币，这意味着已将抗美援朝所欠的武器债务基本还清。在1954年至1959年间，中国平均每年向苏联偿还抗美援朝战争的军火欠款约5亿多元人民币，这只占国家年度财政支出的1.5%，并不算很大的负担。

至于1960年以后中国的对苏债务，还剩23亿元人民币（《中国财政统计：1950 1991》第135 136页，财政部综合计划司编，北京科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在1965年底前全部还清，平均每年还债为4亿元人民币，只占同期国家财政支出的1%左右，而且新疆一个“3号坑”的矿产对苏出口金额就占还这笔债的一半。对这笔债务，苏联曾表示可延期偿还，不计利息。1961年4月10日，《人民日报》曾以专文对此表示感谢说：“由于我国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1960年供应苏联的商品有很大的欠交。苏联同志对此表示了同志式的合作和兄弟般的谅解。”至于“反修”斗争后 社会 上广泛传说的所谓“逼债”和对苏还债导致国内挨饿，若仔细考察一下当年的确切数据就可看出是夸张不实之词。 历史 雄辩地证明，抗美援朝战争时的中国获得了军事和经济的双胜利，并没有因这一仗给人民带来某些人所渲染的生活困难。

如果严格地讲，中国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对朝鲜的所有人力、物力的援助全部是无偿的，而苏联却对援华武器大都要算半价，风格确实不高。不过如同毛泽东所讲的，“我看还是要感谢苏联”。当年苏联对华的最大援助不是那些武器本身，而是派专家顾问传授了技术，使人民解放军的技术水平和中国的国防工业有了一个划时代的提升。

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正式签订，随后国内在战时向苏联订购的一些武器仍继续运来，如已经落后的T-34在翌年装备解放军就达3000辆，空军以米格-15为主的战斗机也超过3000架。彭德怀以长远发展的眼光看待中国的国防建设，认为中国除自己无法制造海空军装备外，陆军不要再买苏联的武器。1954年以后，苏联刚上台的赫鲁晓夫为了争取中国的政治支持，开始对华提供现役各型陆军武器的生产技术和图纸。在上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由苏联援助的工厂以仿造方式形成了“五六”式为主的系列，在轻武器方面迈入了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而且更重要的是能够自主生产，并且从仿制逐步走上创新之路。

苏联对中国出兵抗美援朝的最大回报，是帮助中国建设起了一个工业化基础，并为“两弹”事业最初奠基出了力。在1952年之后，苏联同意援建的156个建设项目（即当年全国传扬的“一百五十六项”），其中斯大林决定了141项，赫鲁晓夫又追加了15项并提升了技术水平，最终落实了150项，其中军工项目44项。1957年10月15日，经赫鲁晓夫排除军方反对而拍板，中苏又达成了《国防新技术协定》，规定苏联对华提供导弹、核弹和米格-21等最新装备的生产线和生产技术。尽管三年后这一协定被赫鲁晓夫中断（俄罗斯档案证明这是他个人未经中央讨论所做的违约决定），毕竟还是完成了奠基工作。苏方提供的设备并非无偿，却是按成本计价，同时免费提供全套工程项目设计的全部技术，还派了1万多名专家来华以“手把手”的方式传授技术，这种无偿的技术援助对中国是最宝贵的。

回顾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引进苏联武器装备的 历史 过程，人们可以按照毛泽东所倡导的两分法来观察和分析：一方面要看到苏联在装备和技术方面支援了中国，这对抗美援朝战争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苏联领导人又体现了民族利己主义的态度，在某些问题上使中国方面很不愉快。在中苏两国关系友好的时候，人们常提到前者;中苏对立的时候，人们又往往只提后者。这样片面看问题的方式，都不是科学的态度。当人们进入商品经济时代后，对这一问题自然更容易理解。

抗美援朝战争和战后几年间，中国的军事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从中也能让人看到建设一个自主的国防工业体系的极端重要性，否则总要有求于人。此外，我国在处理对外交往时不能陷入过度的理想主义，当年的“兄弟党”交往仍要把自己利益放在首位，不能期望他们有“无私”的帮助，中国人在援外时也要注重互利。邓小平后来提出以国家利益不以意识形态定亲疏，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对当年中苏关系的一种反思。

二战美国对苏联的援助是免费的吗

二战美国对苏联的援助不是免费的。

根据援助协定，美国从1941年10月1日到1945年9月20日，共向苏联运输了1642万吨的战争物资。在这些物资中主要为军火、战略物资、机械设备以及食品。其中各种型号的飞机1.4万架，汽车49.5万辆，装甲战车1.2万辆，摩托车3.2万辆，列车1.3万台。

各种防空火炮7944门，冲锋枪10.8万支。炸药，钢材，食物以及各种战略物资更是不计其数，同时美国还向苏联租借了672艘舰船，战争结束后苏联仅归还了127艘。美国战时向苏联提供的物资总价高达110亿美元。当然作为回报，苏联政府也向美国提供了不少稀有矿石。

扩展资料：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以德意志第三帝国、日本帝国、意大利王国三个法西斯轴心国和匈牙利王国、罗马尼亚王国、保加利亚王国等仆从国为一方，以反法西斯同盟和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为另一方进行的第二次全球规模的战争。

战争范围从欧洲到亚洲，从大西洋到太平洋，先后有61个国家和地区、20亿以上的人口被卷入战争，作战区域面积2200万平方千米。据不完全统计，战争中军民共伤亡9000余万人，5万多亿美元付诸东流，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世界战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以美国、苏联、英国、中华民国等反法西斯国家和世界人民战胜法西斯侵略者赢得世界和平与进步而告终，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客观上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这次战争带动了航空技术、原子能、重炮等领域的发展与进步。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第二次世界大战

苏联对中国贷款援助是多少

苏联对中国援助主要集中在建国初期。1950年2月14日苏联政府向中国提供12亿卢布（合4亿美元）贷款协定，年息1%，期限5年，规定用于恢复和发展经济的苏联交付给中国的机器设备与器材的支付。1950年全年这笔贷款支付2.4亿卢布。在三年恢复时期中国中央政府总投资62.99亿元中，这项苏联贷款所占比例14.3%。1951年2月1日，中苏两国政府签订苏联向中国贷款12.35亿卢布，用以购买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所需要的军事装备弹药和铁路器材。规定1950年10月19日志愿军入朝作战以前的以全价付款，以后的军事装备和弹药以半价付款，铁路器材以75折付款。1951年4月10日、9月12日毛泽东与斯大林在电报中商定了两笔用于抗美援朝的追加军事贷款约10亿卢布。1952年11月9日，中国向苏联签订10.36亿卢布贷款协议，购买60个师装备。

1950年代，苏联对中国贷款共13笔，总计56.76亿卢布。

经济建设贷款共四笔12.5亿卢布；

抗美援朝贷款共七笔44亿卢布；

苏军自旅大撤退时剩余物资一笔7.23亿卢布；

移交中苏合营公司的苏联股份贷款一笔2.78亿旧卢布。

至1960年，中国已经向苏联出口了72亿卢布的货物用于偿还贷款与延期付款的苏联援建中国重点工程项目的费用，还需要继续出口79亿卢布的货物以全部还清（其中贸易欠款20亿卢布，其它为贷款本息）。1961年3月苏联对中国的50万吨古巴蔗糖贸易贷款3.296亿1961版新卢布（1新卢布等于4.45旧卢布）。1961年4月，中苏双方达成协议：1960年中方贸易欠款可在5年期间分期归还，中方借用的50万吨蔗糖欠款可在1967年以前归还，均不计利息。中国在1965年主动提前还完所欠苏联债务。苏联对中国的贷款总计约为80亿旧卢布，加上利息，自1950年以来，中国对苏联的债务86亿人民币。

对于美苏战争贷款和美苏经济战的总结分享本篇到此就结束了，不知你从中学到你需要的知识点没 ？如果还想了解更多这方面的内容，记得收藏关注本站后续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