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不良贷款案件分析报告？

求助，谁能告诉我“齐鲁骗货(dai)”是怎么回事？

根据目前掌握到的信息，齐鲁银行涉嫌伪造金融票据涉案金额最高达15亿。这个15亿是涉案金额，而不是亏损金额，可以追回部分资金，所以损失会小于15亿。齐鲁银行的总资产达617.89亿元，核心资本充足率8.54%，这么算来，齐鲁银行核心资本有52亿，即使有这点损失，也不会对这样一家银行造成灭顶之灾。银行的钱会没事的。这次事件不像当年海南发展银行的倒闭事件，海发行是因为涉及房地产不良资产业务，并且承担了很多家信用社不良资产的风险而导致了挤兑的发生。

随着调查的深入，日前引起警方介入的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称齐鲁银行）遭遇高额骗贷一案，其风险痕迹早在2010年年初就已露出端倪。

去年12月28日，坊间盛传齐鲁银行亏损60亿元，加上其他总计亏损过百亿，董事长邱云章、行长郭涛“被抓”。60亿元相当于齐鲁银行2009年全年4.88亿元净利润的12倍多，而当年该行不良贷款合计才7.04亿元，不良贷款率仅为1.99%。后来又传工行、中信等多家银行牵扯其中。这些均没有得到证实，也没有权威部门的权威消息。一时间，齐鲁银行事件扑朔迷离、纷纷扬扬。

但是，一个事实是肯定的。据新华社报道，济南公安机关近日宣布查获一起伪造金融票证骗取资金案件，涉及济南当地多家金融机构。“伪造金融票证骗取资金案件、涉及济南多家金融机构”这两个事实是存在的。以笔者看，无论最终司法部门查处结果如何？涉及金额多大，涉及银行有多少？这起“久违了”的伪造金融票证骗取资金案都给我们带来一些反思和警示。

这几年虽然银行金融业监管部门越来越多，监管队伍越来越庞大，监管政策多如牛毛，天天喊与国际接轨，但是，作为一个从事银行业几十年的资深人士，监管取得的“成绩”远没有总结报告、汇报材料和公开报道中那么乐观和理想。客观地说，这么多年在大型商业银行的改革上确实取得了一些成绩，对大型商业银行的监管也越来越规范、越来越严格。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对于早期的股份制银行、区域性银行、农村信用社和城市商业银行等中小银行的监管几乎放任自流，漏洞百出。这些银行直接隶属于地方政府管理，监管部门只是业务上的监管；受到地方政府等多方压力驱使，监管尺度上和执行力都大打折扣，甚至屈从于政府的压力和行政命令。这些银行包括资产风险、操作风险、道德风险、内控风险都不容乐观。监管上的放任自流和失之于过宽是齐鲁银行出事的监管不力的原因。实际上不仅齐鲁银行，如果对全国中小型特别是诸如地方性金融机构进行一次全面的、严格的监管检查，肯定问题不少。

目前的商业银行根本经不起市场竞争和银根收紧的考验。在多年货币超发背景下，商业银行过惯了“宽松”的日子，习惯于在流动性泛滥下轻松经营。一旦银根收紧，市场流动性偏紧，立马儿“原形毕露”，无所适从，立马儿出现存贷比、资本充足率等均超红线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正经本事没有，歪门邪道不少，采取恶性竞争、票据抵押等手段吸收存款。这种吸收存款的手段必须由客户包括企业财务会计人员配合，银行内部人员不可能完成整个操作。这就给了伪造金融票证骗取资金者以可乘之机。齐鲁银行事件似曾相识，轰动全国、震惊世界的哈尔滨中行高山盗取10亿元资金案件就是利用揽存款之机得逞的。去年央行6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使得一些银行资金出现了紧张状况，笔者曾经预言高息揽储将会很快出现，不幸被言中。由央行收紧银根到商业银行资金紧张，再到商业银行为了缓解头寸资金紧张而高息揽储，再到出现伪造金融票据骗取资金大案有其必然性。说明目前商业银行经营管理能力低下，竞争力极弱，说明银行业监管防线不堪一击。

另一个需要思考的是，当前有一个极为不好的现象是，对金融风险、对银行经济案件以及经营中存在的问题采取“纸里包火”的错误做法。结果是把小问题酿造成了大问题，把小风险酿造成了大风险。比如齐鲁银行事件，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早有预警和提示，结果是人员被换，最终酿成大案。现在许多银行包括公开上市的商业银行竟然封闭消息、封闭舆论，只要有负面东西一律不让报道，说是担心引发金融风险。其实在风险案件有苗头时就公开消息，自觉接受舆论监督，一方面锻炼了商业银行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另一方面又能把风险消灭在萌芽和初期，再一方面也能使得民众及时了解真实情况，避免被谣言所惑，俗话说谣言止于真相，真是千真万确。这种“纸里包火”的做法已经给中国金融业带来了相当大的危害。现在金融机构各类案件一旦“爆发”就是动辄上亿、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的案件，包括骗贷案件、不良贷款集中爆发案件、伪造金融票据案件以及内外勾结盗取银行资金案件等。

因此，齐鲁银行事件给我们带来的反思和警示是深刻的！

哈尔滨银行最近怎么了

哈尔滨银行大连分行因掩盖信用风险暴露和虚假资产转让掩盖不良两项违法违规事实收到来自银保监局的两张罚单，罚款金额共计100万元。

【拓展资料】一、根据联合资信披露的数据，哈尔滨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由2018年的43.97亿元增长至83.98亿元，增幅达90.99%。与此同时，该行的逾期贷款也在迅猛增加。数据显示，2018年至2021年6月末，该行的逾期贷款由107.88亿元增加至285.74亿元，增幅为164.86%。受此影响，该行的不良贷款偏离度也在逐年递增。数据显示，2018年至2021年6月末，其不良贷款偏离度分别为96.21%、98.37%、158.91%、202.85%，已超监管红线。

二、一年内领10余张罚单12月6日，大连银保监局行政处罚信息公开表显示，哈尔滨银行大连分行因掩盖信用风险暴露和虚假资产转让掩盖不良两项违法违规事实被处以罚款100万元并责令改正。除掩盖不良外，哈尔滨银行还因内控管理违规多次被罚。据不完全统计，哈尔滨银行今年以来共领到11张罚单，涉嫌8项违法违规事实，罚款金额共计170万元。

三、4月1日，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清支行因贷款“三查不尽职，由借款人承担贷款抵押房产评估费被银保监局罚款20万元，而该行的相关负责人朱航鹰、郭奕兵对此事负直接责任，均被给予警告。6月7日，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五常支行因未落实员工岗位轮岗制度，员工异常行为排查不到位被银保监局罚款20万元。该行的相关责任人杨浪、李宝国、郭占华均被给予警告。此外，后两位相关责任人甚至各被处以罚款5万元。此外，根据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哈尔滨银行在今年5月被哈尔滨中级人民法院列为被执行人，执行标的为2130.54万元。

四、不良贷款三年半增90.99%，天眼查信息显示，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7年2月，前身为哈尔滨城市合作银行，初始注册资本2.22亿元，1998年4月更名为哈尔滨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11月，经中国银监会批准，更名为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历经数次增资扩股，哈尔滨银行股本规模不断扩大。2014年3月，哈尔滨银行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成功上市，募集资金净额77.22亿港币（约人民币61.84亿元）。截至2021年6月末，该行的资产总额达6323.14亿元。

五、根据中报，哈尔滨银行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61.35亿元，同比下降21.76%；净利润为9.40亿元，同比下降49.26%。

六、利息净收入、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是银行的主要收入来源。然而，哈尔滨银行的这两项收入均呈下滑趋势。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6月末，该行的利息净收入和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分别为50.56亿元、3.00亿元，同比下降19.98%、47.57%。受营收大幅下滑的影响，即便是信用减值损失下降18.93%至29.08亿元，依然无法挽救持续下滑的净利润。

七、近年来，中间收入愈来愈成为各大银行“兵家必争之地”。为何哈尔滨银行的中间收入对营业收入的贡献度持续降低。联合资信在评级报告中分析道：“这主要是代理及托管类业务规模降低所致。”

八、至于利息净收入的下滑主要是因为利息收入的减少。根据中报，该行的利息收入为130.51亿元，同比减少13.92亿元。“利息收入的减少主要是由于生息资产的平均收益率从上年同期的5.32%下降至2021年上半年的4.72%，而部分被平均结余从上年同期的5458.61亿元增加至今年上半年的5567.89亿元抵消所致。”哈尔滨银行在中报里解释道。

九、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并非哈尔滨银行首次营收净利双下滑。数据显示，2018年至2020年，该行的净利润分别为55.74亿元、36.35亿元、7.96亿元，增幅分别为5.00%、-34.79%、-78.11%。2020年的净利润仅为2018年“顶峰时刻”的1/7。

十、与净利润的大幅下降相比，哈尔滨银行的营业收入相对较为稳定。根据年报，2018至2020年，该行的营业收入分别为143.25亿元、151.24亿元、146.06亿元，增幅分别为1.36%、5.58%、-3.43%。

观察｜信贷审批背后的权钱交易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张琰

近日，浙商银行上海分行原行长顾清良受贿超千万细节曝光。中国裁判文书网判决书显示，顾清良犯受贿罪，累计收受款物折合人民币1242万多元，被判有期徒刑14年。

随着金融反腐持续发力，银行系统腐败不断浮出水面。中国进出口银行专职评审委员李泊言，交通银行河北省分行副行长马骁，工行金融业务部原副总经理王英奎，国家开发银行山西省分行原党委书记、行长王雪峰等，都在近期落马。

值得注意的是，对顾清良的受贿指控，有6项是为银行客户单位提供贷款便利、信托通道业务渠道。这并非个例。近年查处的不少银行系统领导干部身上，都有一个突出问题：与贷款客户发生权钱交易。

2020年8月10日，中信银行哈尔滨分行原党委书记、行长于成信严重违纪违法被“双开”。通报显示，他存在“违规收受贷款客户礼金”的问题。和于成信类似，重庆进出口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蒋斌，“违规接受贷款客户安排的旅游、宴请”；国家开发银行原行务委员郭林，“以明显高于市场价格将自有房屋出售给分行贷款客户”……

这些与贷款客户吃吃喝喝、私相授受的行为背后，掩藏着深层的腐败问题——信贷审批里的权钱交易。

被贷款客户“围猎”，也主动索取

“袁某通过多年的感情投资来拉拢与我的关系，一步步把我拉上了他的贼船，我逐渐习以为常，甘于被围猎，犹如温水中的青蛙，浑然不觉其潜在的风险。”

这段话，来自重庆进出口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蒋斌的忏悔。从2007年到2019年，他先后任中国进出口银行重庆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中国进出口银行陕西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重庆进出口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2019年11月落马。

蒋斌在忏悔录里提到的袁某，是重庆某融资租赁公司实际控制人。袁某认识蒋斌后，在生活上对蒋斌“关怀”备至：经常带着蒋斌吃吃喝喝、赌博嫖娼；为蒋斌租房、专门从藏区收购高档虫草送给蒋斌；认蒋斌的女儿为干女儿、负责蒋斌全家去海南旅游 ……袁某慢慢布局，长线投资，再收取“回报”。

袁某在四川的一个酒店项目建设过程中陷入资金困难时，请时任进出口银行重庆分行副行长的蒋斌帮忙批贷款，蒋斌安排下属付强把该项目包装成国际旅游文化贷款产品，满足了台面上的信贷要求。同时袁某和蒋斌商量，想拿多余的贷款资金和他合伙搞融资租赁公司，蒋斌明知贷款资金可能会被挪用，仍然把2个亿的贷款违规发放出去，并收受袁某100万元。

有些落马干部既被“围猎“，也主动出击，对企业予取予求。

中信银行厦门分行原党委委员、副行长兼风险总监陈鹰从贷款客户身上谋利的手段名目繁多，花样百出。福建某企业申请贷款，陈鹰以各种理由拖延，无奈之下，企业负责人送上100万元，贷款很快获批。厦门某公司负责人为了获得贷款，多次拜访陈鹰未果，后经人引荐送上金条10根，贷款审批便“一路畅通”。陈鹰还以低价购买房产再高价出售给客户，以他人名义向客户“借款”，要求客户到自己岳父开办的商店高价购买工艺品。

中信银行哈尔滨分行原党委书记、行长于成信从企业身上捞钱的手段则更加“迂回”，办案人员总结了他的四种“手法”——居间斡旋型、拉长战线型、假托交易型、提供服务型。比如，于成信为某私企老板办理大额贷款后，要求该老板以高价购买其名下一套房产，与该房产评估价相差近200万元。为了掩饰权钱交易本质，他在哈尔滨工作期间帮人办事，大多并未当即收钱，而是到深圳审计中心工作后再行“追缴”，其收受的贿赂款中，有近七成是到深圳之后收取的。

厦门集美大学财经学院副院长、副教授陈蕾认为，贷款资金属于稀缺资源，信贷权天然就是被“围猎”的对象。高风险客户给违纪违法分子带来高额收益，却给银行带来巨大风险。

制度执行不力，授信权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在与贷款客户的“你来我往”之间，银行的核心权力——授信审批，成了一些人交易的“商品”。

在陈鹰涉嫌受贿数额中，有97.8%都是利用授信审批权“换取”的。他肆无忌惮地将手中权力“商品化”，一手“卖出”授信审批权，一手“买入”巨大风险。厦门某集团负责人曾以空壳公司名义贷款，送给陈鹰100万港元和15万美元，陈鹰无视巨大风险，指使相关审批人员违规放行，并亲自催促放款，最终导致大额不良贷款。

银行信贷审批有严格制度，包括授信调查、授信审查、贷后管理等多个环节，为何却被有些人玩成了“交易”？问题往往出在制度执行上。

陈鹰作为风险总监，首要职责是执行制度、管控风险。但制度的刚性在他的操控下荡然无存，他肆意践踏授信审批制度，随意简化审查流程、加速审批进度，强行审批通过不符合条件的项目。在审批厦门某两个集团企业贷款期间，陈鹰明知各企业间的关联关系，却刻意隐瞒、拆分授信、越权审批，要求审查部门出具失实的审查报告，并主导信审会审议通过。

与陈鹰在授信方面有明确职责不同，蒋斌、于成信作为行长，不参与“前台”的具体工作，他们在信审方面的权力，主要是在最终环节行使一票否决权。但他们想出各种办法绕过制度，在贷前调查阶段就充分发挥自己的影响力。蒋斌主要是通过控制两名“前台”下属，来实现自己的意图。于成信干预授信的手段，则是“独创”对公授信准入制度，把行长在信贷审批环节的最终决定权前置。他擅自规定1000万元以上授信项目未经其本人同意，不得进入审查审批环节。甚至在信审会讨论授信项目时，于成信经常推门而入，在信审会上发表影响委员独立判断的倾向性言论。

“没有于成信，分行不会沦落至此。”有哈尔滨分行员工这样表示。于成信干预授信项目，产生大量不良贷款，更带坏队伍，污染生态。一把手腐化堕落、带头破坏制度，给分行风气造成极大损害。

严查不良贷款背后的权力滥用

今年以来，纪检监察机关以“三不”一体推进的理念思路，严查金融领域腐败问题。

违法发放给袁某两个多亿贷款并形成不良贷款，直接导致蒋斌违纪违法问题暴露。该笔贷款从信贷资料上看没有问题，形式审查是过关的。但钱的使用去向实在蹊跷，纪检监察机关介入后，由此入手，深挖细查，发现了蒋斌违法发放贷款及与袁某等不法商人的权钱交易。

在于成信案中，违法放贷也是专案组的攻克重点。于成信作为行长，在授信方面发挥的作用比较隐蔽，违法放贷的证据掩盖在水面之下，驻中信集团纪检监察组负责同志综合全案情况认为，如此大额不良贷款，很大可能存在违贷行为。经过深入核查，终于通过内审外查查实了于成信、陈鹰接受请托，干预授信项目，违法发放贷款25亿余元、造成重大损失的问题。

研判这些典型案件，埋下大额不良贷款的风险隐患，往往有贷前调查走形式、贷后监管不到位的因素，而这背后，又时常存在信贷管理人员失职渎职、违法放贷、利益输送等职务违法犯罪行为。

驻中信集团纪检监察组表示，授信项目发生重大风险，要首先从政治上，重点从廉洁上找原因，如执行信贷政策与中央要求是否存在偏差，信贷人员与客户是否有内外勾结、利益输送。“出现数额大、可疑或群众反映强烈的贷款项目，要区分到底是市场因素还是人为干预。”驻中信集团纪检监察组办案人员表示，发现不良贷款审批过程中存在违纪违法问题，要一查到底。

权力滥用背后，是党的领导弱化、管党治党不力。案发银行往往存在圈子文化盛行、一言堂、重业务轻党建、执纪问责宽松软等问题。强化党内监督、净化政治生态，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的问题。在陈鹰落马后，纪检监察机关提出的整改措施包括发挥党委“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作用、确保经营方向符合党中央要求，端正选人用人风气，加强关键岗位人员交流，加大纪检和其他履行监督职责机构部门队伍建设等。

金融系统反腐正在持续发力。这其中，中管金融企业派驻改革不断释放治理效能。蒋斌涉嫌受贿的问题线索就是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进出口银行纪检监察组在核查中发现并与重庆市纪委监委联合查办；于成信案件则是监察体制改革后，驻中信集团纪检监察组联合黑龙江省监委查办的第一起分行行长严重违纪违法案件。

查处一个典型案件，堵塞一批制度漏洞。一些案件暴露出总行授权过大、某些岗位权力集中、分行重业务发展轻贷后管理等共性问题。纪检监察机关对此提出了针对性监察建议，要求健全完善授信分权制约机制，加强对分行行长、风险总监和授信条线部门负责人等高风险岗位的监督等。

今年以来，银行系统普遍强化教育警示，培养干部员工的廉洁意识、合规意识。驻银保监会纪检监察组组织系统全体党员干部观看学习银保监会系统重大腐败案件专题警示教育片《穿透》。交通银行党委班子成员对照胡怀邦严重违纪违法案深刻反思。中信集团利用发生在身边的孙德顺、于成信、陈鹰、刘小平等案件开展警示教育，研究提高针对性、有效性的措施，重点防范个别“关键少数”不讲政治纪律规矩、不懂党纪法律、不守操守底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