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贷配给意味着这一点？

货币错配是什么意思 货币错配的内涵解读

货币错配（currency mismatch），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金融全球化过程中所普遍面临的问题。大规模的货币错配对一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汇率政策的灵活性和产出等方面会造成巨大的不利影响，甚至引发货币乃至金融危机。

货币错配的内涵

“货币错配”研究最早出现在关于主权债务币种结构的文献中(Cooper，1971；Calvo，1998；Mishkin，1996；1999)。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兴市场国家中爆发了数次影响较大的货币危机，因此出现了大量关于货币危机的研究文献。很多学者通过分析这些发生新型危机的国家的资产和负债情况，发现在危机爆发前夕和爆发时，这些国家普遍存在较为严重的货币错配现象，因此认为货币错配可能是引发危机的最直接原因之一，并就此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Bunda(2003)认为货币错配是指这样一种状态，即新兴市场国家中的部分国内债务和全部外债是以没有对汇率风险进行对冲的外币计值的状态。Calvo(1998)把这种状态称为负债美元化(liabilities dollarization)，IzeYeyati(1998)则区分了金融美元化和实际美元化。所谓实际美元化(real dollarization)是指在实体经济中价格合约和工资合约普遍以外币定价的现象，金融美元化则是指居民的国内金融合约 (包括存款和贷款)中很大比重是以外币(不一定是美元)计值的现象。McKinnon(2005)认为任何无法以本币进行国际信贷的国际债权国都会积累货币错配，并称之为“高储蓄两难综合症”(the syndrome of conflicted virtue)。

Magud(2004)认为货币错配是指债务以外币计值(主要是美元，从而导致负债美元化)而收入通常是以本币计价的状况。根据Eichengreen et al．(2005)的定义，货币错配是指居民、企业、政府和经济总体的资产负债表上以外币计值的资产和负债在价值上的差异。而GoldsteinTurner(2005)对货币错配所下的定义是：由于一个权益实体(包括主权国家、银行、非金融企业和家庭)的收支活动使用了不同的货币计值，其资产和负债的币种结构不同，导致其净值或净收入(或者兼而有之)对汇率的变化非常敏感，即出现了所谓的货币错配。从存量的角度看，货币错配指的是资产负债表(即净值)对汇率变动的敏感性；从流量的角度看，货币错配则是指损益表 (净收入)对汇率变动的敏感性。

如上所述，对于货币错配的概念目前还没有一个一致公认的定义，但具体含义大同小异。相比之下，GoldsteinTurner的定义包括了资产和负债与收入和支出两方面，从而更为准确地反映了这一现象的本质——汇率风险敞口，而且具有更广的涵义。从本质上来说，货币错配所研究的主要内容还是汇率风险问题，即汇率波动对有关经济变量(如产出、投资、资产净值等)和经济金融稳定性的影响。货币错配不仅从宏观上研究汇率波动对经济金融稳定、政策制定等方面的影响，而且还从微观上研究汇率波动对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和稳定的影响，因而其研究的范围和内涵比汇率风险更为宽广，并提供了研究汇率问题的新思路。

货币错配的成因

在20世纪后期金融自由化浪潮的背景下，随着经济全球化和金融一体化程度的加深，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错配现象变得极为普遍，货币错配程度也逐步加深。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货币错配的形成有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

就外因而言，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货币错配是全球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和经济一体化的自然结果(Ize　　Yeyati，1998；Arteta，2005)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和经济一体化导致发展中国家实际部门的美元化，从而出现货币替代和资产替代的情况，进而导致金融美元化。金融美元化是实际美元化的反映，而货币错配则是这一过程的产物。另一方面，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形成了以美元和欧元为“关键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事实上将美、欧之外所有其他国家的货币都“边缘化”了，因此本币不是“关键货币”的国家都面临着程度不同的货币错配风险，而发展中国家尤为严重(李扬，2005)。

至于内因，学者们强调了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欠发展、制度不健全、监管不力、政策不合理以及政治和经济存在较高的不确定性等方面。Jeanne(2003)列举了引发新兴市场国家货币错配的几种原因：货币发行人的可信度缺失、政府对货币错配借款人公开或不公开地进行救助、本国金融发展滞后、政府政策承诺或传导工具存在问题以及对国内部分企业的保险政策等等。

金融市场欠发展

(尤其是债券市场、外汇市场和衍生品市场)

经济学家一致认为这是造成发展中国家货币错配最主要的原因之一。Goldstein Turner指出，发展中国家一般都是实行赶超型发展战略，但是资金短缺，特别是进口先进技术和设备所需的外汇资金。同时，由于这些国家金融市场不完全，本国货币不能用于国际借贷，即存在所谓的原罪问题(original sin)，因而只能通过借入外债来为本国发展筹集资金，货币错配问题从而不可避免。Eichengreen et al．(2005)认为货币错配是原罪的一个可能结果，取决于当局如何管理原罪的影响，或者说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政府对国际债务的反应。另一方面，由于金融市场的欠发展，缺乏有效对冲货币风险的各种金融工具，导致货币错配不断积累。

制度不健全

De Nicolo et al．(2003)认为制度因素是决定各国银行存款美元化程度差异的主要原因。De la TorreSchmukle(2003)认为发展中国家缺乏范围广泛、功能相对完善的市场及有关的制度性基础设施——包括法律制度、产权制度、会计制度、信息披露制度、监管制度、债权人信息以及治理结构等方面。所有这些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有效实施金融监管和履行各种合约的基础。制度不健全导致发展中国家存在较高的系统性风险(如宏观价格风险、价格引致的违约风险等)，使得合约缺乏时间一致性(time consistency，即债务人合约在执行过程中可能重新考虑修改合约的有关条款)，因而短期美元合约成为代理人在全球化的市场中进行交易和应对系统性风险的理性反应。

银保监会“三个办法一个规定”来了！

1月6日，银保监会就《固定资产贷款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流动资金贷款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个人贷款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和《项目融资业务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下称《三个办法一个规定》）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3年2月6日。该文件拟进行修订，以进一步促进银行业金融机构提升信贷管理能力和金融服务效率，支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银保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三个办法一个规定》执行十余年来，在提高商业银行贷款管理规范化和精细化水平、防控信用风险和服务实体经济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提出了新的要求，《三个办法一个规定》中的一些规定也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和滞后性，需要更新调整，以更加适应当前信贷业务的发展趋势。

“银保监会对《三个办法一个规定》及相关政策在执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修订，有利于进一步促进银行业金融机构提升信贷管理能力和金融服务效率，更好服务实体经济。”银保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称。

央行发布的2022年三季度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2年三季度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10.76万亿元，本外币企事业单位贷款余额137.08万亿元，本外币住户贷款余额74.52万亿元。

主要修订六方面内容

据了解，《三个办法一个规定》修订的主要内容在六个方面，包括：

一是根据信贷业务实际，适度拓宽流动资金贷款与固定资产贷款用途及对象范围。

二是进一步明确不同类型贷款的受托支付标准，优化受托支付管理要求，提高受托支付执行的有效性。

三是根据新型业务场景，调整业务办理方式，支持应用大数据、非现场技术，开展贷款调查和管理。其中，对于小微企业办理的流动资金贷款，符合相关监管要求的可简化或不再进行现场调查，小微企业包括通过供应链金融业务获得贷款融资的小微企业。

四是提升贷款办理的灵活性和便利性，进一步优化流动资金贷款测算要求，增加信用方式办理固定资产贷款相关内容，更好契合融资实际。

五是明确贷款期限要求，引导商业银行有效防范贷款期限错配风险，优化贷款结构。

六是整合其他相关信贷管理制度，提高制度的系统性。

例如，在支付方面，《固定资产贷款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贷款人原则上应在贷款发放五个工作日内将贷款资金通过借款人账户支付给借款人交易对象。因借款人方面原因无法完成受托支付的，贷款人在与借款人协商一致的情况下，最迟应于十个工作日内完成对外支付。而《固定资产贷款管理暂行办法》未规定支付时间。

“如果停留时间太长，就形成了借款人在银行的存款，涉嫌以贷转存，监管明确5个工作日必须完成支付，特殊情况下10个工作日，是防止银行吃息差。”一位业内人士解读称。

小微企业流动资金贷款方面，《流动资金贷款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规定，为小微企业办理的流动资金贷款，贷款人通过非现场调查手段可有效核实相关信息真实性，并可据此对借款人作出风险评价的，可简化或不再进行现场调查。贷款人应根据自身风险管理能力，按照小微企业流动资金贷款的区域、行业、品种等，审慎确定借款人可简化或不再进行现场调查的贷款金额上限。而《流动资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无相关规定。

“此调整主要是适应互联网贷款的大趋势，风控手段的变化，规则适时做出调整。”业内人士表示。

贷款期限方面，《个人贷款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规定，用于个人消费的贷款期限不得超过5年；用于生产经营的贷款期限一般不超过5年，对于贷款用途对应的经营现金流回收周期较长的，可适当延长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10年。而《个人贷款管理暂行办法》无相关规定。此外，流动资金贷款期限不得超过3年；固定资产贷款期限原则上不超过10年，办理期限超过10年贷款的，应由总行负责审批，其中经营范围为全国的银行，可授权一级分行审批。

强化贷款资金挪用行为防控

据银保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本次修订的《三个办法一个规定》也对防控贷款资金挪用行为提出一些要求：一是贷款人应在合同中与借款人约定，借款人出现未按约定用途使用贷款等情形时，如个人经营贷被挪用于房地产领域等，借款人应承担的违约责任，以及贷款人可采取的提前收回贷款、调整贷款支付方式、压降授信额度、停止或中止贷款发放等措施，并追究相应法律责任。二是贷款人应健全贷款资金支付管控体系，加强金融科技应用，有效监督贷款资金按约定用途使用。发现借款人挪用贷款资金的，应按照合同约定采取相应措施进行管控。

如，《固定资产贷款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贷款人应加强对借款人资金挪用行为的监控，发现借款人挪用贷款资金的，应按照合同约定采取要求借款人整改或提前归还贷款等相应措施进行管控。而《固定资产贷款管理暂行办法》仅表示，贷款人应与借款人约定明确、合法的贷款用途，并按照约定检查、监督贷款的使用情况，防止贷款被挪用。

《个人贷款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规定，贷款人应加强对借款人资金挪用行为的监控，发现借款人挪用贷款资金的，应按照合同约定采取要求借款人整改或提前归还贷款等相应措施进行管控。而《个人贷款管理暂行办法》无相关规定。

《流动资金贷款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规定，流动资金贷款禁止挪用，贷款人应按照合同约定检查、监督流动资金贷款的使用情况。同时，贷款人应加强对借款人资金挪用行为的监控，发现借款人挪用贷款资金的，应按照合同约定采取要求借款人整改或提前归还贷款等相应措施进行管控。《流动资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也规定，流动资金贷款不得挪用，贷款人应按照合同约定检查、监督流动资金贷款的使用情况。

此外，对于当前商业银行较为重视的互联网贷款业务，《流动资金贷款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第四十五条、《个人贷款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第四十八条规定，办理符合《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有关规定的流动资金贷款、个人贷款，《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信贷调控政策的主要内容

最简单的说，就是各家银行需要交给人民银行保管的一部分押金，用以保证将来居民的提款，而如果押金交的比以前多了，那么银行可以用于自己往外贷款的资金就减少了。

主要影响：

1、银行：由于资金减少，贷款利润会减少，这对于目前仍然以存贷利差为主要利润来源的银行的业绩有一定影响；另一方面，会催促银行更快向其他利润来源跟进，比如零售业务、国际业务、中间业务等，这样也会进一步加强银行的稳定性和盈利性。

2、企业：资金紧张，银行会更加慎重选择贷款对象，倾向于规模大、盈利能力强、风险小的大企业，这会给一部分非常依赖于银行贷款的大企业和很多中小企业的融资能力造成一定影响。强者更强。

3、股市：影响非常有限，幅度比预期低，而且就目前大部分银行的资金来说，都还比较充裕，这个比例对其贷款业务能力相当有限；另一方面，市场很早就已经预期到人民银行的紧缩性政策，所以股市在前期已经有所消化，只是在消息出台时的瞬间反映一下而已。

4、基金：没什么影响，基本上是随股市个债市走的。

5、期货：短期有利空影响，对一些商品期货会有较大利空影响，我国目前还未有这种类型的金融期货，呵呵，所以基本上影响不大。

6、存款：银行会加大力度推陈出新吸引存款，但对于老百姓而言，没什么影响

存款准备金:

存款准备金是指金融机构为保证客户提取存款和资金清算需要而准备的在中央银行的款，中央银行要求的存款准备金占其存款总额的比例就是存款准备金率。中央银行通过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可以影响金融机构的信贷扩张能力，从而间接调控货币供应量。

我国的存款准备金制度是在1984年建立起来的，近20年来，存款准备金率经历了六次调整。1998年以来，随着货币政策由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转化，我国存款准备金制度不断得到完善；根据宏观调控的需要，存款准备金率进行过两次调整，一次是1998年3月将存款准备金率由13%下调到8%，最近的一次是1999年11月存款准备金率由8%下调到6%。

存款准备金率:

金融机构必须将存款的一部分缴存在中央银行，这部分存款叫做存款准备金；存款准备金占金融机构存款总额的比例则叫做存款准备金率。

打比方说，如果存款准备金率为7％，就意味着金融机构每吸收100万元存款，要向央行缴存7万元的存款准备金，用于发放贷款的资金为93万元。倘若将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到7.5％，那么金融机构的可贷资金将减少到92.5 万元。

在存款准备金制度下，金融机构不能将其吸收的存款全部用于发放贷款，必须保留一定的资金即存款准备金，以备客户提款的需要，因此存款准备金制度有利于保证金融机构对客户的正常支付。随着金融制度的发展，存款准备金逐步演变为重要的货币政策工具。当中央银行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时，金融机构可用于贷款的资金增加，社会的贷款总量和货币供应量也相应增加；反之，社会的贷款总量和货币供应量将相应减少。

央行决定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是对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旨在防止货币信贷过快增长。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但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也进一步凸显，投资增长过快的势头不减。而投资增长过快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货币信贷增长过快。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可以相应地减缓货币信贷增长，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

信贷政策是什么?

信贷政策，是中央银行根据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产业政策、区域经济发展政策和投资政策，并衔接财政政策、利用外资政策等制定的指导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的政策。

中国目前的信贷政策大致包含四方面内容：

一是与货币信贷总量扩张有关，政策措施影响货币乘数和货币流动性。比如，规定汽车和住房消费信贷的首付款比例、证券质押贷款比例等等；

二是配合国家产业政策，通过贷款贴息等多种手段，引导信贷资金向国家政策需要鼓励和扶持的地区及行业流动，以扶持这些地区和行业的经济发展；

三是限制性的信贷政策。通过“窗口指导”或引导商业银行通过调整授信额度、调整信贷风险评级和风险溢价等方式，限制信贷资金向某些产业、行业及地区过度投放，体现扶优限劣原则。四是制定信贷法律法规，引导、规范和促进金融创新，防范信贷风险。

如何才能可持续地降低融资成本？

降低融资成本是近年我国金融政策的重要目标。近期央行实施的LPR改革，目标就是促进贷款利率“两轨合一轨”，提高利率传导效率，推动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

融资成本其实是由多种成本组成的，我们首先需要厘清，金融成本包括哪些成本？简单来说，实体经济的金融成本主要包括接受信贷等金融服务时支付的利息和手续费。同时这些利息和手续费又是金融企业的收入，用来覆盖提供金融服务的多方面支出——主要是涵盖运营成本、资金成本、监管成本、不良资产减计成本，以及股东的合理回报等。

如果只关注降低实体经济的短期金融成本，而不考虑提供金融服务的相关成本变化，反而可能会造成金融服务(如信贷)供给的萎缩，从而造成实体经济金融成本的大幅波动而得不偿失。另外，虽然金融企业的收入相对显性，但很多与信贷服务相关的成本是隐性的，并且具有难以预测、严重后置的特性。

因此，要持续地降低融资成本，我们需要分析金融企业的各项支出。本文通过分析各项主要金融成本，试图寻找可持续的降成本路径。

逐项分析融资成本

第一，运营成本有下降空间，然而并非越低越好。运营成本是比较容易理解的成本。随着金融科技的发展，运营成本还有下降的空间。实际上，在这方面，中国金融系统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中国银行业30%左右的成本收入比远低于欧美银行业50%-60%的水平，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最低的。中国的主要银行近年都明显压缩了成本收入比，帮助银行业在息差明显收窄及不良资产减计成本上升的情况下保证了一定的盈利及信贷供给能力。当然，考虑金融系统对风控、合规和服务的高要求，成本收入比也不是越低越好。

第二，资金成本也有下降的空间，但也难以大幅压缩。目前存款利率相对于名义GDP增速和资产价格增速是偏低的，因而，虽然央行压低了同业利率，但银行吸收存款的成本还是有一定的上行压力。这会制约资金成本进一步下降。在银行资金成本上行时，如果强行压低贷款利率，会明显压缩银行的盈利及信贷供给能力。信贷供给能力的萎缩会导致实际贷款利率的反弹，从而不能达到持续降低利率的目的。

第三，降低监管成本长期来看得不偿失。在所有金融成本中，最难理解且最易被忽视的就是监管成本。监管成本就像防洪堤，虽然增加了短期投入，但长期来看，能大大降低洪水泛滥——爆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几率。随着全球杠杆率的逐渐攀升及金融系统的日趋庞大，金融危机的危害性越来越大，监管这道防洪堤也理应随之加大加强。

有观点认为，现有监管标准过于严格，银行为了合规，需要留存较多(多的达70%以上)利润作为资本，以支持新增信贷。但是，现有监管框架是在全球多次金融危机后，充分衡量了金融效率和长期风险而制定的。因此，全面降低监管要求并不是一个理性的选择。

直接融资看似可以节省一些监管成本，但其实对制度的要求更高。真正有效的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对信息披露、会计标准和法律法规都有严格要求，以保障投资者利益。另一方面，透明的制度也要求投资者对风险收益有很强的估算和承受能力。在制度不完善、透明度不够高的情况下，资本市场的稳定性不强，投资者期望更高回报率，将导致直接融资的成本可能远大于间接融资。

第四，不良资产减计成本是金融系统中波动最大最难预测的成本。不良资产减计成本往往和市场利率有跷跷板效应。要用市场化的方式降低利率，一般需要加大信贷投放力度。而这也会伴随着信贷标准的降低和后续不良资产减计成本的上升。因此，在信贷规模扩张的情况下，不良资产减计成本是很难降低的。这方面的成本可以拖后，可以转嫁，但无法掩盖。而且，拖后、转嫁会带来负面效果，可能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作用。

第五，合理股东回报是市场化经营的基石。是否可以不分红、降低股东回报以降低融资成本呢？这显然不是最优选项。没有股东回报，就难言商业价值，长期来看，服务质量必定下降，国有行改制上市的初衷和优势也将被颠覆。

利率不是越低越好，低利率的隐性成本不可忽视

当我们努力推动融资成本下降时，还需要认识到，利率水平和货币政策对收入分配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因此，即使是在没有通胀压力的情况下，利率也不是越低越好。

融资难融资贵状况的存在，其实主要问题不在于融资环境，更多是目前企业成本高、盈利难的反映。在优质工业企业的成本中，融资成本占比很低。而各种金融投机炒作需要高杠杆，比实体经济更加需要低利率。金融投机炒作导致财富集中，同时推高资产价格，以及实体经济的生产成本，其实是投机者向生产者变相收税。因此，如果降成本政策不考虑资源分配、收入分配等因素，可能会适得其反，加大金融市场的波动，甚至给实体经济带来损失。

2008年以来，很多企业依靠商业不可持续的金融产品得到了大量低成本融资，从而进行了过度的高杠杆扩张，当此类负债不能再续时，这些企业就被还本付息的压力压垮了。

在金融监管加强之后，银行表外担保、理财期限错配等风险大大减少，我们看到，信用风险溢价和流动性风险溢价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回归合理水平。但这种风险溢价的回归，却被认为是货币政策传导不畅的表现。

之前的定价发生在监管套利下，是没有计入全部风险成本的定价。虽然监管套利短期内降低了金融成本，但同时也大大加剧了长期金融风险。由于存在监管套利，很多金融业务规避了资本金、流动性管理等方面的监管，其非标资产流动性差、透明度低，这其中存在很大风险，需要银行来管理和承担，这是不合理的。

因此，目前所谓的货币政策传导不畅，在一定程度上是信用风险溢价和流动性风险溢价合理回归。而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的畅通，也不能完全以利率水平的高低作为衡量依据。

减少低效信贷投放，控制监管成本

信贷增长需要银行资本金支持，并且需要计提拨备。如果信贷增长过快而效率低，就需要银行消耗大量资本金和拨备成本，这相当于变相增加了对优质企业的有效信贷需求(有能力还本付息的信贷需求)的监管成本。

相应地，如果可以盘活存量信贷而不是扩大信贷规模，就可以避免增加额外的监管成本，整个系统的信贷成本也可以有所降低。

基于这个思路，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控制监管成本，从而降低融资成本。

首先，应该通过市场化的方式，以有效信贷需求拉动信贷增长，而不是通过过多的信贷政策推动信贷增长。这样才能减少低效信贷投放带来的长期信贷成本。

金融政策往往是总量政策，用总量政策满足部分市场主体的融资需求，难免会伴随着一定的代价和风险。如果信贷政策鼓励银行放贷的领域实际上信贷效率低，产生了不良，则需要在后期由经济体系承担和消化。然而，届时金融体系对不良的消化能力可能更低，从而产生更大风险。因此，追求信贷高增长而将风险延后的做法，会导致今后的信贷成本更高。

减少信贷错配可以降低银行消化不良的成本，从而有望实现金融成本的普遍下降。也就是说，有优胜劣汰，才能降低好企业的融资成本。

从政策层面指引金融机构加大力度支持实体经济，可以通过减税，提高企业现金流，它们就能有更好的资质争取到银行信贷。

其次，通过增加金融市场透明度，令防火墙与风险真正匹配。信贷需求如果变得更加合理，对银行资本金消耗小，那么，银行靠盈利补充资本的压力也会减轻。因此，需要坚持严格控制和压缩不合理甚至违规的金融需求。同时，继续加强财政硬约束以增加地方政府和国企债务的透明度。

第三，考虑到监管对资本金和拨备的计提是按资产类型和风险权重而有所不同，那么，通过更合理划归信贷类别，可以更有针对性地控制监管成本。例如政府置换债券以及用政府信用发行的债务，风险信用低，不需要拨备，对银行资本金消耗小。而且，从市场角度来看，发行债券的形式也相对更为透明。

第四，立法规范政府和大企业应付账款的账期。当前，政府和大型国企融资利率比中小企业低得比较多。而大型国企由于自身经营效率和资金周转等种种原因，常有拉长应付账款账期的问题存在，使下游中小企业产生资金缺口，并带来进一步的融资需求。如果有更健全的法律制度促使大企业及时支付应付账款，或可帮助中小企业提高融资效率，降低实体经济的综合融资成本。

另外，我国资本市场需要更高的透明度和监管预期，才能使国际和国内投资者对市场更有信心，真正实现与国际接轨，并引入长期稳定资金。在这个过程中，需要进一步降低甚至去除对股票、债券等金融产品的隐性担保，加强信息披露质量，并加重违规处罚，及时公布政策(税收、环保、补贴)及其执行度，引导市场正确预期。监管部门已经针对资本市场的长期发展推出了一系列政策，意图重塑市场基本规则和秩序。这些政策将逐渐产生效果。

近期监管部门采用了很多有效方法，以降低长期资金成本，包括加强地方政府的财政性约束、减少低效信贷需求(如限制资本市场加杠杆、票据套利等)、继续加强金融监管(如规范资管产品)，并提高市场的透明度和稳定性。这些举措有助于长期可持续地降低金融成本，是合理而且必要的。

与此同时，我们还需要在降低融资成本的过程中防范一些短期行为，例如对贷款增速的数量要求、对贷款利率的价格指导等。这些短期行为可以加快信贷投放，短期内缓解企业的融资难题，但长期来看，则会增加金融风险和信贷成本，其实是不利于持续降低融资成本的。

（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郑重声明：发布此信息的目的在于传播更多信息，与本站立场无关。

什么叫利率期限结构错配

分类: 商业/理财

解析:

自1996年以来，我国利率经过了8次调整。通过对我国利率这9年来的期限结构分析，可以发现目前我国利率期限结构严重错配。

从下面的一组数据可看到，存贷款的利率期限走势都渐趋平缓。期限作为决定利率的一个决定因素，其所起的作用正在趋弱，而利率对期限的敏感性可以 *** 资金的来源和运用，对居民、银行、企业以及国家宏观调控也有很大的影响。

居民持币待消费，储蓄意愿不强。目前银行一年期存款利率为1．98％，考虑20％利息所得税和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利率为－1．616％（即1．98％×0．8－3．2％）。而且，活期存款分别与一年期、五年期利率相差1．26、2．02个百分点，利率的期限部分没能弥补通货膨胀、机会成本等因素，居民进行长期储蓄不仅不能保值增值，甚至可能因通货膨胀等因素而减值，因而长期存款对居民的吸引力不大。这种情况如果持续，大多数居民将选择别的投资渠道，或者是活期存款储蓄以等待新的投资机会。根据央行的统计数据，近几个月来储蓄存款出现了明显分流迹象。当前我国资本市场正处于低迷阶段，一旦市场转暖，投资品种增加，将对居民储蓄存款分流产生更大作用。

银行流动性不足，存贷期限错配。央行2004年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显示，3月末，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17．9万亿元，其中短期贷款余额为10．74亿元，中长期贷款余额为7．16万亿元；同期居民本外币储蓄余额11．87万亿元，除去7．5％的法定存款准备金和4％左右的超额存款准备金，商业银行可用于放贷的储蓄额不过10．5万亿元。据央行统计，活期存款、定期储蓄分别占34．23％和65．76％（而1999年分别为24．5％和75．4％），这就是说，定期储蓄余额不过6．91万亿元，相对于中长期贷款余额少2500亿元。这说明银行利率期限敏感性缺口严重失衡，银行的中长期贷款依靠短期资金来源支撑，一旦银行银根紧缩，居民获得新的投资机会，或者银行贷款风险加大，产生大量的不良资产时，银行就会面临流动性风险，可能会造成银行的亏损、破产、倒闭风险，甚至进而引发金融风险。

企业投资需求强，引发经济过热。由于贷款利率六个月以下的与五年期以上的相差0．72个百分点，对企业来讲，力争中长期贷款可减少资金还款压力，扩大资金使用范围，而且对于企业来讲都有一种扩大生产的冲动，因而上项目、铺摊子、搞基建也就成为贷款的主要去处。今年一季度金融机构实际增加贷款8351亿元，已占全年预期目标2．6万亿元的32％，同比多增247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少，基建贷款等中长期贷款继续多增，基建贷款增加1700亿元，同比多增337亿元；其它中长期贷款增加1887亿元，同比多增362亿元。自1998年以来，中长期贷款的比重不断提高，2004年3月末金融机构中长期贷款占各项贷款比重已达40％，比1997年末提高20个百分点。由于企业的中长期贷款多投于固定资产或者基础设施建设，使得某些行业已出现了过热现象，如钢铁行业、水泥行业、电解铝等行业。这些行业的过高增长，一方面造成经济运行的不平稳，使经济呈现局部过热现象，另一方面也造成我国能源的高消耗。

国家调控空间小，升息压力大。作为为国家宏观调控服务的利率，其主要是进行结构调整，不到万不得已，一般不动利率。而且决定利率走向时要考虑“利差”，目前人民币一年期利率为1．98％，境内美元的同期利率约为0．56％，如果提高利率无疑将对人民币升值造成压力。日前美联储加息为我国调高利率留下了一定空间，但由于我国尚未建立市场化的利率体系，存贷款各期利率的变动尚没能形成联动趋势，目前利率期限结构趋势平缓，不管是调高利率，还是降低利率的可操作空间都不大，因而建立由基准利率为决定基础的市场化利率体系也就成为解决利率期限结构不敏感的主要方法。

对于信贷错配政策和信贷配给意味着这一点的总结分享本篇到此就结束了，不知你从中学到你需要的知识点没 ？如果还想了解更多这方面的内容，记得收藏关注本站后续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