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向埃及提供贷款是真的吗？

中国对非洲的援助有哪些

一、促进贸易平衡发展

贸易是中非经贸合作最初的形式。伴随着中非关系的发展和交往的增多，中非贸易规模日益扩大。1950年，中非双边贸易额仅为1214万美元，1960年达到1亿美元，1980年超过10亿美元。2000年迈上百亿美元台阶后，中非贸易呈现快速增长势头。2008年突破了1000亿美元，其中中国对非洲出口508亿美元，自非洲进口560亿美元。2000年至2008年，中非贸易年均增长率高达33.5%，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由2.2%升至4.2%，占非洲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由3.8%升至10.4%。2009年，虽然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中非贸易额下降到910.7亿美元，但中国在当年首次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随着世界经济复苏，中非贸易呈现良好的恢复发展态势。2010年1月至11月，中非贸易额达1148.1亿美元，同比增长43.5%。

在规模扩大的同时，中非贸易结构逐步优化，双方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相继进入对方市场。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国对非洲出口商品以轻工、食品、化工、土畜产等为主。2000年以来，机械设备、汽车、电子产品等机电产品出口显著增长，商品质量和技术含量大幅提高。目前，机电产品占中国对非出口的比例已超过50%。在非洲对中国出口方面，棉花、磷酸盐等初级产品曾经是主要商品。近年来，非洲的钢材、铜材、化肥、电子产品等工业制成品陆续进入中国市场。同时，非洲农产品对中国出口增长加快。埃及的柑橘、南非的葡萄酒、加纳的可可豆、乌干达的咖啡、突尼斯的橄榄油、埃塞俄比亚的芝麻等特色产品，逐渐为中国消费者熟悉和喜爱。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2009年中国从非洲进口有所下降，但农产品进口增长了25%。

多年来，中国遵循互惠互利的原则，推进贸易便利化，推动中非贸易全面综合平衡发展。中国已与45个非洲国家签订双边贸易协定，加强在海关、税务、检验检疫等领域的合作，为中非贸易发展创造良好条件。为支持非洲国家扩大对华出口，从2005年起，中国给予与中国建交的非洲最不发达国家部分对华出口商品零关税待遇。截至2010年7月，受惠商品已扩大到4700多个税目，今后将逐步涵盖《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税则》全部税目95%的商品。在零关税政策带动下，非洲受惠商品对华出口快速增长。从2005年至2010年6月底，中国在零关税待遇项下累计进口非洲商品13.2亿美元，包括农产品、皮革、石材、纺织服装、机械零部件、贱金属、木制品等。中国还通过举办非洲商品展、设立非洲产品展销中心，并提供摊位费减免等优惠便利措施，帮助非洲企业开拓中国市场。

当前，中国和非洲同处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市场需求旺盛，中非贸易具有很大潜力。就中国而言，非洲原油、矿产、钢材、农产品等商品对华出口，对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发挥出积极作用。就非洲而言，中国的产品和技术适合非洲发展的需要，中国巨大的市场也为非洲产品提供了广阔空间。特别是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为非洲资源产品提供了稳定的出口市场。同时，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进入非洲，可以帮助提高非洲民众的生活水平，并且有助于一些非洲国家控制和缓解通货膨胀。

二、拓展相互投资领域

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投资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始阶段规模普遍较小。进入90年代后，中国对非投资规模逐步扩大，领域不断拓宽，方式日趋多样。2000年以来，在中非合作论坛带动下，中国对非投资快速增长，逐步形成多元化的投资格局。与此同时，非洲对中国的投资也日渐活跃，一批非洲企业在中国市场中发展壮大。

近年来，中国对非投资呈现出新的特点。一是增长迅速。2003年底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存量为4.9亿美元，而截至2009年底，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存量已大幅增长到93.3亿美元。二是分布广泛。中国对非投资分布在49个非洲国家，主要流向南非、尼日利亚、赞比亚、苏丹、阿尔及利亚、埃及等国家。三是领域丰富。主要涉及采矿、金融、制造、建筑、旅游、农林牧渔业等。四是方式多样。除独资、合资外，参股、并购以及与第三国企业合资开发资源等方式也逐渐增多。五是主体多元。国有大中型企业、民营企业和个体从业者等，均在非洲投资兴业，各有所长，相互补益。

中国政府鼓励和支持有实力、信誉好的中国企业扩大对非投资，并采取措施加以引导，起到了明显带动效应。一是通过签订协定等方式营造良好投资环境。截至目前，中国已与33个非洲国家签署双边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与11个非洲国家签订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为中非企业合作创造条件。二是设立中非发展基金。该基金是由中国金融机构设立的专门用于支持国内企业对非投资的股权基金，成立3年来已决策投资30多个项目，涉及农业开发、机械制造、电力、建材、工业园区、矿业、港口物流等领域。目前基金一期10亿美元额度已安排完毕，将逐步扩大到50亿美元。三是推动建设境外经贸合作区。由中国企业在双方政府支持下进行合作区的基础设施开发，并负责招商，吸引中外企业入驻，逐步形成产业集群。目前，中国正在赞比亚、毛里求斯、尼日利亚、埃及和埃塞俄比亚等非洲国家建设6个经贸合作区，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已投入2.5亿美元。赞比亚—中国经贸合作区是中国在非洲设立的第一个境外经贸合作区，目前已引进13家企业，涉及采矿、勘探、有色金属加工、化工、建筑等领域，完成实际投资6亿美元，为当地提供就业岗位6000多个。

非洲国家资源丰富，在资源领域的开发合作是中非投资合作的重要内容。近年来，一些中国企业按照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原则，积极参与非洲资源开发，帮助非洲国家发展资源加工业，提高资源附加值，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在合作中，中国企业严格遵循国际规则，采取公开透明、形式多样的合作方式，不垄断、不排他，与非洲国家和国际企业共同开发、利用资源。中国企业在这一领域的投资，拓宽了非洲发展的资金来源，提升了资源价值，也带动当地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赢得了当地政府和民众的广泛欢迎。如，中国和马来西亚等国家的企业与苏丹合作开发石油资源，帮助苏丹建立了上下游一体化的现代石油工业体系，苏丹的财政收入由此大幅增加，对改善人民生活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在非企业在经营过程中，注意处理好与当地民众关系，坚持依法经营、诚实守信，加强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实施“本土化”经营，雇用大量当地员工，积极提升所在国自主发展能力，在加快自身发展的同时为当地经济发展作出贡献。如，中国在赞比亚的矿产企业，不仅投资建设冶炼厂，提高当地铜资源的利用效率，还在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承诺，“不减少一吨产量、不裁减一名员工、不减少一分投资”，成为该国7家外资矿山企业中唯一没有减产、裁员的企业。

近年来，随着非洲经济发展和中国市场潜力扩大，非洲企业对华投资日渐活跃。其中，毛里求斯、南非、塞舌尔、尼日利亚、突尼斯等是非洲主要的对华投资国家。南非企业在华合资成立的啤酒企业，共经营着近70家啤酒厂。突尼斯与中国企业在华合资成立的化肥企业，已成为中国大型复合肥生产基地之一。截至2009年底，非洲国家累计对华直接投资99.3亿美元，涉及石油化工、机械电子、交通通讯、轻工家电、服装纺织、生物制药、农业开发、娱乐餐饮、房地产等领域。非洲对华投资体现了优势互补，也带动了中国对非洲和其他地区的商品出口。

三、重视基础设施建设

基础设施落后是制约很多非洲国家发展的瓶颈，基础设施建设是中非经贸合作的重点领域之一。中国重视支持非洲国家改善基础设施条件，通过援助、工程承包、投资合作、扩大融资等方式，帮助非洲国家兴建住宅、公路、桥梁、铁路、机场、港口、通讯、电力、给排水、医院等基础设施，对非洲发展产生积极影响。中国鼓励和支持中国企业参与非洲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并要求企业重合同、守信用，保质完成项目建设。

多年来，中国援助非洲国家建成一大批基础设施项目。20世纪70年代，在自身经济还很困难的情况下，中国援建了1860多公里长的坦桑尼亚—赞比亚铁路，成为中国无私援助非洲的历史见证。中国援建的埃及开罗国际会议中心，总建筑面积5.8万平方米，每年举行上百个国际会议及展览，推动了当地商贸及旅游业发展。截至2009年底，中国在非洲援建了500多个基础设施项目，较大的项目还有索马里贝莱特温—布劳公路、毛里塔尼亚友谊港、突尼斯麦热尔德—崩角水渠、坦桑尼亚国家体育场等。正在援建非洲联盟会议中心等一批项目。

为支持非洲国家改善基础设施条件，中国政府提供了大量优惠性质贷款，并支持中国金融机构扩大对非洲商业贷款规模。特别是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以来，中国不断加大对非融资力度。2007年至2009年，中国向非洲提供了50亿美元优惠贷款和优惠出口买方信贷。2010年至2012年，中国计划向非洲提供100亿美元优惠性质贷款。优惠性质贷款支持的在建大型项目，包括毛里求斯机场、赤道几内亚马拉博住宅、加纳布维水电站等。

中国工程企业按照国际通行规则，通过竞标在非洲承建工程项目，建设了大批质量好、造价低、非洲急需的基础设施。从住房、道路，到机场、炼油厂、电信网、水电站，项目的技术含量不断提高，规模不断扩大；从单一企业投标到组建国际企业联合体投标，中国企业在非洲展现了实力，积累了经验，培养了人才，提升了国际化经营能力。中国企业建成的大型项目包括阿尔及利亚喜来登酒店、埃塞俄比亚全国电信网、苏丹麦洛维大坝等。正在建设的大型项目有安哥拉社会住房、利比亚沿海铁路、尼日利亚拉各斯轻轨等。

中国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积极从事惠及当地民众的公益事业，赢得了所在国政府、公众的充分肯定和积极评价。中国企业在非洲国家捐资修路、架桥、打水井、建医院、盖学校，还捐赠物资，为当地社区的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如，中国企业在苏丹的公益事业已使200多万人受益，在尼日利亚捐建的中尼友好小学缓解了当地300个村庄的基础教育压力，在安哥拉、利比亚等国建设的职业培训中心已培训大批学员。

四、加强发展能力建设

发展是非洲面临的最迫切问题，技术和人才的匮乏是制约非洲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国政府高度重视非洲发展能力建设，通过与非洲国家开展人力资源开发合作、向非洲派遣援外专家和青年志愿者等，努力帮助非洲国家提升自身“造血”功能。

加强教育交流与合作。中非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教育合作，为非洲培养大量人才。截至2009年底，中国提供援助在非洲建成107所学校，向29465人次非洲留学生提供了政府奖学金。目前，中国政府每年向非洲国家提供5000个左右奖学金名额。中国还加强与非洲国家在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和远程教育等方面的合作，在非洲建立生物、计算机、分析化学、食品保鲜加工、园艺、土木工程等专业实验室。

开展管理和技术培训。中国通过多种方式帮助非洲培养管理和技术人才。截至2010年6月，中国为非洲国家培训了各类人员3万多人次，培训内容涵盖经济、公共行政管理、农牧渔业、医疗卫生、科技、环保等20多个领域。另外，中国在非企业通过建立培训中心、在职培训、选派优秀员工赴华培训等方式，为所在国培训大批熟练技术人员。

进行实用技术培训。中国在许多非洲国家开展种植业、养殖业、渔业、编织、刺绣、皮革加工等实用技术培训。如，中国为利比里亚战后难民、辍学学生、贫困农民举办了多期竹藤编技术培训班，推动当地竹藤产业发展。竹藤编培训班学员通过出售自制产品，月收入可达150美元，有效改善了生活条件。

派遣援外专家和青年志愿者。截至2009年底，中国向33个非洲国家派遣了104名高级农业技术专家，帮助非洲国家制定农业发展规划、开展农业技术指导和培训等。派遣专家指导中国援建项目的生产运营，培训当地管理人员，帮助非洲国家掌握独立管理项目的能力。中国还和联合国粮农组织合作，与毛里塔尼亚、加纳、埃塞俄比亚、加蓬、塞拉利昂、马里、尼日利亚等国分别签署了《南南合作三方协议》，累计向上述国家派出600多名中国农业专家和技术人员。截至2009年底，中国向非洲派出青年志愿者312名，提供了汉语教学、医疗卫生、体育教学、计算机培训、国际救援等方面的志愿服务。

五、帮助提升民生水准

完善公共设施、解决粮食问题、改善卫生条件、减少外债负担等，是关系到非洲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重要民生问题。中国十分关注非洲的民生发展，帮助非洲国家建设公共福利设施，提高农业水平，改善医疗卫生条件，并积极开展对非减债、救灾和人道主义援助。

积极援建公共福利设施。中国为非洲国家援建了一大批低造价住房、打井供水、污水处理、广播电视和通讯设施等公共福利项目，对提高当地人民生活水平发挥了积极作用。如，塞舌尔、莫桑比克、安哥拉、埃塞俄比亚的低造价住房项目，改善了当地民众居住条件；尼日利亚、塞内加尔、赤道几内亚的打井项目、坦桑尼亚查林兹供水系统、尼日尔津德尔供水工程等，解决了当地居民生活用水问题；赤道几内亚国家电视中心，满足了当地电视信号传输、覆盖的需求。

开展多种形式农业合作。粮食安全关系到非洲的稳定发展和脱贫减困。农业是大部分非洲国家的支柱产业，也是中非经贸合作的优先领域。中国始终将帮助非洲解决粮食安全问题作为中非农业合作的根本目的。中非农业合作的主要领域包括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粮食生产、养殖业、农业实用技术交流和转让、农产品加工和储运等。截至2009年底，中国共为非洲援建农业技术试验站、推广站、农场等农业项目142个，启动14个农业技术示范中心项目，并向非洲国家提供大批农用物资、农业设备。中国政府还鼓励中国企业到非洲投资农产品加工、农业开发项目。

改善非洲医疗卫生条件。援建医院、派遣医疗队、提供药品和医疗物资援助，是中国帮助非洲国家改善医疗卫生条件的主要措施。截至2009年底，中国在非洲援建了54所医院，设立30个疟疾防治中心，向35个非洲国家提供价值约2亿元人民币的抗疟药品。自1963年起，中国持续向非洲派遣医疗队，共向46个非洲国家派出过1.8万人次援外医疗队员，累计治疗患者2亿多人次，并为非洲培训数万名医疗技术人员。中国医疗队不仅诊治常见病、多发病，还创造条件开展心脑血管疾病治疗、断肢再植、巨大肿瘤切除等高难度手术，挽救众多生命垂危病人，并填补了受援国多项医学空白。目前，有1000多名中国医疗队队员在41个非洲国家提供医疗服务。

减轻非洲债务负担。中国政府一贯支持非洲国家的减债努力，帮助非洲国家减轻对华债务负担。从2000年至2009年，中国已免除35个非洲国家的312笔债务，总计189.6亿元人民币。上述减债举措，体现了中国帮助非洲实现发展的愿望和决心，也推动了国际社会对非减债进程。

开展减灾救灾和人道主义援助。中国与非洲积极开展减灾、救灾领域的人员交流、技术合作以及经验共享。当非洲国家遭受自然灾害和战乱影响时，中国坚持及时向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随着国力提升，中国对非洲的人道主义援助力度不断加大。2003年，阿尔及利亚发生6.8级地震，中国迅速向其提供紧急救援物资并派遣国际救援队，救灾援助总计536万美元。2004年，中国正式建立人道主义紧急救灾援助应急机制，援助行动更加快捷有效。近年来，中国向苏丹、马达加斯加、布隆迪、坦桑尼亚、索马里、埃塞俄比亚、莱索托、津巴布韦等国家提供了食品、帐篷等紧急物资援助，帮助这些国家增强抵御灾害以及灾后重建的能力。自2004年以来，中国向苏丹提供近1.5亿元人民币无偿援助，用于向达尔富尔地区提供人道主义物资和实施打井供水项目。

六、拓宽中非合作领域

近年来，中非合作领域日益拓展，金融、旅游、航空、环境保护等逐渐成为中非合作的新领域、新亮点。中非还在多边框架中就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相互支持、加强合作。

拓展金融合作。中国政府支持中非金融机构加强交流合作，为双方企业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的业务已遍及非洲大陆，提供国际结算、贸易和融资等服务，融资领域涉及制造、能源、通讯、电力、供水、交通、农业、物流等行业。中国金融机构已在赞比亚、南非和埃及等国设立了分行或代表处。中国加入非洲开发银行、西非开发银行等，通过捐款、减债、设立双边技术合作基金等方式，支持非洲减贫与发展事业。非洲国家的金融机构也积极拓展对华业务。截至2009年底，埃及、摩洛哥、喀麦隆、南非和尼日利亚等5个非洲国家的6家银行，在中国设立了分行或代表处。

推进旅游合作。旅游是非洲国家关注的新兴产业之一，也正成为中非服务贸易新的增长点。中国积极推进与非洲国家的旅游合作。2002年，埃及成为非洲第一个中国大陆公民组团出境旅游目的地。截至2009年底，非洲共有28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中国大陆公民组团出境旅游目的地。2009年，中国大陆公民首站到访非洲38.1万人次，同比增长18.5%；非洲来华旅游40.1万人次，同比增长6%。中国企业还在非洲开设旅行社、餐馆，参与酒店建设、管理等。

加强航空运输合作。中国鼓励双方航空企业建立更多合作关系，开通更多连接中国、非洲的直达航线，以便双方人员交往和货物运输。截至2009年底，中国与埃塞俄比亚、安哥拉、赞比亚、南非等15国正式签署民用航空运输协定，与塞舌尔、利比亚、乌干达等6国草签民用航空运输协定。目前，埃及、埃塞俄比亚、津巴布韦、肯尼亚、阿尔及利亚等国的航空公司已开通直达北京、广州的航班。中国的航空公司开通了北京至尼日利亚拉各斯、安哥拉罗安达和苏丹喀土穆的直达航线。此外，中国航空主管部门通过国际民航组织等渠道，积极开展对非援助合作，承诺从2008年至2011年，每年向国际民航组织“非洲航空安全全面地区实施计划”捐款10万美元，用于帮助非洲提高民航安全水平。

开展环境保护合作。环境保护与应对气候变化是全球面临的共同问题。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中国与非洲国家共同召开中非环保合作会议，实施中非人力资源环境培训计划，成立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中非环境中心。中国政府倡议建立中非应对气候变化伙伴关系，在卫星气象监测、新能源开发利用、沙漠化防治、城市环境保护等领域加强合作。中国与非洲国家就气候变化国际谈判等问题深入交换意见，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中国支持非洲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正当权利，在长期减排目标等问题上最大限度照顾非方关切。中方还承诺，在资金问题上不与非洲争援助，并将结合非洲实际需要，从资金、技术、能力建设等方面提供帮助。目前，中国已与部分非洲国家开展了沼气技术、水力发电、太阳能与风能发电等方面的合作。

七、发挥中非合作论坛引领作用

2000年，中国与非洲国家共同创建了中非合作论坛。论坛迄今召开了四届部长级会议和一届峰会，建立了部长级会议、高官会、企业家大会等多层次的对话与合作机制。在中非双方共同努力下，中非合作论坛成为中非集体对话的重要平台和务实合作的有效机制。中非合作论坛增强了中非政治互信，引领、带动了包括经贸合作在内的中非合作，不断丰富中非关系内涵，提升中非关系水平。

自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第一届部长级会议以来，中方围绕着中非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在长期合作、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的基础上，不断出台新的经贸举措，推动中非经贸关系深入发展。这些经贸举措契合非洲发展需要，体现了中国政府在中非合作上的务实和创新精神。

在第一届部长级会议上，中方宣布减免非洲债务、鼓励企业对非投资和培训专业人才等措施。在2003年第二届部长级会议上，中方宣布增加对非援助、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合作、给予与中国建交的非洲最不发达国家部分输华产品免关税待遇等措施。

在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和第三届部长级会议上，中方宣布了旨在加强中非务实合作、支持非洲发展的8项举措，包括扩大援助规模、提供优惠性质贷款、援建非洲联盟会议中心、扩大免关税受惠商品范围、设立中非发展基金、建设境外经贸合作区、设立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和疟疾防治中心等。在中非双方共同努力下，这8项举措已在2009年底前全面落实。

在2009年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上，中方又宣布了8项新举措，涉及农业、环境保护、促进投资、减免债务、扩大市场准入、教育、医疗卫生等领域，进一步突出改善非洲民生、加强农业合作、加大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提高非洲自主发展能力等内容。这些举措，立足于帮助非洲国家解决当前的实际困难，着眼于帮助非洲实现可持续发展，进一步巩固非洲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

中国在中非合作论坛上提出的一系列经贸举措，惠及所有与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使非洲有关国家和人民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今后，中国政府将继续本着互利共赢、友好协商、务实高效的精神，与非洲国家共同努力，加强论坛框架内的经贸合作，推动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深入发展。

埃及为什么要迁都

埃及为什么要迁都

埃及为什么要迁都，为打造新首都，埃及当局大举招商吸引国际投资，初期投入450亿美元，后又追加250亿美元。埃及政府认为，有必要兴建新都，埃及为什么要迁都。

埃及为什么要迁都1

经过五年多的筹划及建造，埃及终于要迁都了。

11月4日，埃及总统塞西发布命令，指示政府自12月起迁往新行政首都办公，并进行为期6个月的试运作。据悉，埃及国会、各国大使馆也将迁至新首都。

新行政首都位于开罗东约45公里，有政府区、商业区、外交区、司法区、国际机场、展览场地、会议中心、教育区、医疗区，以及包括花园和公园的娱乐中心，预计可容纳650万人，市区大量采用智慧科技及洁净能源，并拥有一座纽约市中央公园2倍大的都会公园。

原首都开罗为千年古都，拥有2100万人口，是阿拉伯世界，也是全非洲最大的都市。由于人口密度高，开罗的城市基础设施不堪负荷。埃及政府认为，与其跟千年古都奋战，不如迁都。

自2015年开始，当局便在开罗以东的沙漠地带规划一座新行政首都，占地约700平方公里，除了可疏散开罗约三分之一人口，预计将创造约200万个就业机会。

埃及总统塞西是想利用建设新都为埃及招商引资、提振国内经济，并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

而为打造新首都，埃及当局大举招商吸引国际投资，初期投入450亿美元，后又追加250亿美元。据悉，埃及得到了沙特、科威特和阿联酋3国的百亿美元援助。

批评人士认为，埃及贫穷率高达30%，兴建新首都劳民伤财，称这笔经费原可妥善用于重建受创的经济和开罗整修工程。

但埃及政府认为，有必要兴建新都，因应开罗人口暴增，开罗人口到了2050年将倍增到4000万人，新首都有望吸引精英阶层，开罗现有居住环境或许可以大幅改善。

有支持者称，埃及迁都是解决开罗交通、贫困、社会 动荡、提振经济最好的办法，要知道埃及大部分人口都集中在大开罗地区，早就超过这一地区的负荷。交通方面，一到早晚高峰，主要公路行驶极为缓慢，20分钟的路程需要超过一个小时。而到了夏天，电力紧张，经常拉闸限电。

有报道称，埃及新首都的建造商是建造世界第一高楼迪拜塔的私人房地产投资基金。该基金会主席、迪拜商人阿拉巴尔表示，将用最先进科技打造这个新首都，提升埃及人的自信和骄傲。

中国也参与了埃及新首都的建设。

2019年，中国进出口银行决定向埃及提供12亿美元贷款，为大开罗区域和新行政首都之间的电轨列车提供资金。而电轨列车将由中国公司建造。电动列车将成为从大开罗到新行政首都的主要交通工具。该铁路将连接开罗地下轨道三号线萨拉姆市阿德利曼苏尔站。它将把大开罗区域、埃尔包城、日出城、未来城和纺织城与新行政首都连接起来。”

而按照埃及的规划，中央商务区由20座大厦组成，包括12栋高层商业办公楼、5栋高层公寓楼、2栋星级酒店，以及一座高达78层、385米的非洲第一高楼。所有这些的'总建筑面积将达到170万平方米，计划投资30亿美元，由中国建筑总公司负责建造，被视作中埃合作的里程碑和“一带一路”的典范工程。

埃及新首都将有助于提升埃及未来在中东国家的地位，提振国内经济，维持政治稳定。

埃及为什么要迁都2

埃及新行政首都最重要的中央商务区（CBD），由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开罗分公司承建。

据美联社11月3日报道，埃及政府的一名发言人表示，总统塞西（Abdel Fattah Al-Sisi）已经下令，从下个月开始把政府部门的办公室迁到开罗以东约45公里处的新行政首都区域（NAC）。

值得一提的是，埃及新行政首都最重要的中央商务区（CBD），由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开罗分公司承建。而在9月，中企刚刚向埃及方面提出报价，提出希望运营和管理中央商务区，但尚未有定论。

中建集团承建埃及新首都的中央商务区 新华社图

根据美联社的介绍，埃及新行政首都耗资450多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77亿元），是塞西2014年上任以来启动的最大建筑项目。它建在开罗以东约45公里处的沙漠地带，面积约为6879平方公里，是开罗的两倍，预计可容纳约650万人。

原本，埃及政府希望在去年5月开始，开始将办公室迁入新城，但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计划推迟。

新城功能完备，交通便利，被誉为“埃及未来的高科技城市典范”。根据埃及政府的规划，新城将容纳总统办公室、内阁、议会以及政府各部门。除此之外，新城还将建设一座机场、一个歌剧院，一座体育中心，以及20幢摩天大楼，其中就包括全长约385米的非洲最高建筑“标志塔”（Iconic Tower）。

正在建设中的埃及新首都中央商务区 新华社图

埃及新行政首都计划建设包括埃及首条单轨列车在内的交通网络，能把新城和大开罗区域的其他城市连接起来。根据计划，单轨列车的第一阶段将于2022年5月底完成，而第二阶段将于2023年2月完成。

除此之外，埃及政府还计划将对城内的基础设施和建筑进行电子监控，屋顶将覆盖太阳能电池板，支付将采用无现金方式，并为每位居民分配15平方米的绿地。

埃及新行政首都建设项目中，核心区域中央商务区项目由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开罗分公司承建，计划在约50.5万平方米的土地上建成写字楼、酒店、公寓等20个高层建筑单体及配套市政设施，总建筑面积约170万平方米。截至今年5月21日，项目大部分高层主体结构施工接近尾声，已有10栋高层办公楼主体建筑封顶。

6月17日，中建集团承建的“非洲第一高楼”也宣告标志塔封顶。标志塔是一个集办公、酒店、商业、观光等功能于一体的复合业态超高层建筑。项目总占地面积6.5万平方米，建筑面积26.2万平方米，地下2层，地上78层，结构高度373.2米，塔冠最高点385.8米。

6月17日，封顶的标志塔 新华社图

标志塔项目不仅创造了埃及新的城市标志，还不断刷新工程建造纪录：38个小时完成1.85万立方米超大混凝土底板浇筑，高峰期单小时浇筑量785立方米，一举创造了中东和非洲建筑史上浇筑超大基础底板的最快纪录；核心筒共计施工808天，核心筒和钢结构施工分别实现“四天一层”和“三天一层”的施工速度，创造了埃及施工新速度；超高层爬模技术、泵送混凝土技术和动臂塔吊安装技术等，都开创了埃及当地超高层建筑施工的先河。

埃及总理穆斯塔法·马德布里（Mostafa Madbouly）曾称赞建筑过程是“绝对的奇迹”。

9月，马德布利告诉《金字塔报》（Al-Ahram），政府已收到一家中国公司的报价，来运营和管理位于新行政首都的中央商务区，但他没有透露这家中国公司的名称。

马德布利还称，中国公司的代表告诉他，鉴于现有的配套设施能够提供足够的稳定性，新行政首都的中央商务区将吸引许多大型跨国公司的入驻。

但他表示，政府将在最终决定之前，先研究下报价。

对于迁都的理由，埃及政府认为，需要建设新行政首都以吸收开罗迅速增长的人口。到2050年，开罗人口将翻一番，达到4000万。塞西还表示，新首都从新建道路、住宅小区到苏伊士运河扩建等其他项目吸引了投资者，并为该国1亿多人创造了就业机会。

批评人士称新首都是一项“虚荣”工程，成本本可以更好地用于重建遭到破坏的经济和整修开罗。

但今年早些时候，塞西曾表示，把政府迁到新首都将“预示着现代政府工作进入新时代”。美联社称，自7世纪伊斯兰化以来，这是埃及第一次将权力中心转移至开罗以外。

易货贸易的案例

易货贸易：一种全新而古老的贸易方式 在金融业高度发达、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广泛运用的今天，易货贸易这种古老的贸易方式在埃及得以新生，这与埃及当前所面临的经济形势、外汇管理体制、经济结构特点及政府实施限进奖出的外贸政策等因素密切相关。

1．经济发展现状。

服务业在埃及国民经济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近年来，服务业收入占埃及GDP的比重超过了50%，其中仅旅游业的比重就达到11.2%。在对外贸易活动中，埃及货物贸易每年的逆差约为100亿美元。其国际收支平衡主要依赖旅游、苏伊士运河过船费、侨汇等服务贸易赚取的收入。上世纪后期，由于埃及房地产投资项目上得过多、大项目耗资过大、银行放贷不规范等，经济发展中的一些结构性矛盾和金融隐患逐渐暴露出来，经济出现下滑势头。在接下来的中东局势动荡、 911事件、反恐战争、美国打伊战争等一系列事件的打击下，埃及旅游业及相关服务业遭受重创，给国民经济发展带来严重影响，外汇收入大幅下降，国际收支失衡，失业率上升，市场需求萎缩，经济下滑趋势进一步加剧。

2．外汇管理体制及变革情况。

自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埃及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帮助下对金融体制实行了大胆改革：经常项下和资本项下实现外汇自由兑换；经济组织、居民可自由开立外汇账户；外汇收入可以自由汇出境外。各商业银行、外币兑换所根据中央银行确定的汇率开展外币兑换业务。这一措施的实施一度成为埃经济开放政策、良好投资环境的一项重要标志。然而，自911以后，由于外汇收入下降，外汇供应失衡，银行、外币兑换所将从市场买进的外币上交，外币卖出业务冻结，形成了外币有行无市、只进不出的局面。从2002年初开始，埃镑自由兑换外币制度已名存实亡。而与此同时，外汇黑市（主要是美元黑市）交易活跃，形成了黑市和官方牌价并存的格局。政府直接参与外汇资源分配，保证重点商品进口和重点企业用汇。一般企业和居民用汇，则只能到外汇黑市购买。

3．产业结构特征。

埃及的产业结构特征决定了其必须保持必要的进口。由于埃及人口快速增长，而可耕种土地有限，目前是一个粮食不能自给的国家，每年要花大量外汇进口粮食，以保障人民基本生活的需要。如每年进口400-500万吨小麦、100万吨食用油、40万吨食糖，分别占国内消费总量的55%、90%、40%左右。在阿拉伯国家中，埃及的工业制造水平位居前列，石化，交通、电力，纺织、服装、制药、食品、钢铁、水泥等行业近年来取得了较快的发展，在汽车组装、家用电器、信息技术产业等建立了一些组装厂。但从总体上来看，埃及的加工业水平不高，工业体系不健全，生产所需的原材料、零部件主要依赖进口。埃及生产所需的工业装备、仪器、仪表等也基本上依赖进口。 目前，埃及虽拥有140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但在中东局势长期不稳的情况下，出于长期战略和国家经济安全的考虑和应付可能出现的危机，一般不轻易使用这部分外汇。埃政府在硬通货短缺的情况下，为保障人民生活、发展经济所采取的主要措施包括：积极寻求外援；严格控制一般消费品进口；积极扩大商品出口，增加外汇收入来源。

出于对埃及战略地位、地区政治大国等因素的考虑，美国、欧洲、日本等国家每年给埃及大量援款。2002年初，埃在沙姆萨伊赫召开的捐助国会议，美、欧、日等国及国际和地区金融机构承诺在未来几年内，向埃提供100多亿美元援款支持。但一定时期捐助国所能提供的援款必定是有限的。有些赠款、贷款还附带一定的条件。如2002年埃及政府因世界银行提出的改革要求超出了其承受能力，曾拒绝了其10亿美元贷款。美国打伊战争后，双方为这笔贷款又进行了多轮磋商，但始终未达成一致。为树立起大国形象，埃政府对使用外债保持一定的规模，且优先使用利率低、还款期相对较长的软贷款。

在限制进口方面，埃采取包括行政手段、金融手段、关税措施、反倾销措施、技术贸易壁垒等限制进口，特别是限制一般消费品的进口，如埃政府通过银行调剂外汇资源的分配，保障基本生活物品、工业原材料和零部件的进口，一般商品进口基本不能从银行获得外汇；埃银行要求消费进口商在开立信用证时提供100%的外币担保；大幅提高服装关税；对一般消费品进行严格检查、有时还故意拖延通关时间，高估货品价值、进行无理刁难，导致费用增加。埃镑大幅贬值是埃政府被迫采取的措施，这一政策的实施从客观上抑制了进口。自2003年1月29日开始，埃政府放弃过去实行的围绕中心价上下浮动的汇率制，实行自由浮动汇率制。与此同时，加强外汇管制，要求企业将外汇收入75%卖给银行；宾馆可以直接向国外游客收取外币进行结算，而不需事前将外币兑换成埃镑。尽管如此，银行和外币兑换所的外币交易仍然是只进不出。

在限制进口的同时，加大出口支持力度。埃政府除简化出口程序外，还于2002年通过立法设立出口奖励基金，对出口实施补贴，该基金从上年的4亿埃镑，增加到今年的6.5亿埃镑。然而，受世界贸易增长速度放慢和埃自身资源状况、产出水平的制约，一定时期出口增长规模是有限的。在这种情况下，易货贸易成为埃维持国民经济发展的一种现实选择。这种方式最大的好处是在不需支付外汇的情况下获取国家紧缺资源的同时，还能扩大埃及出口。

从上述情况可知，埃政府提倡易货贸易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在外汇短缺的情况下，为满足人民生活和发展生产的需要而进口，即需求拉动型；二是在进口需求存在的前提下，为扩大出口而提出的一种交换市场的条件，即市场互换型。因此，即使未来埃及外汇收入增加，政府为扩大出口仍会采用易货贸易方式开展贸易。

在实践中，易货贸易产生于以下三种情况：

一是政府为保证国内基本生活物品的供应、上重点项目，在外汇短缺、贷款无着落时，通过寻求易货解决。如政府进口小麦、进口铁路车厢等。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会主动帮助解决易货物品。

二是在当前埃外汇管理体制下，埃国内有些实体有投资能力，愿上项目，通过进口设备进行技术改造，项目能获得政府批准，但政府不负责解决外汇资源。这些单位每年都有相当可观的埃镑收入，项目单位愿意支付埃镑。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出口企业自己解决易货物品问题。

三是有一些交易，部分货款以分期付款形式支付。如一笔交易，双方商定先以美元支付40%的货款，剩下部分，实行收益分成制，并以埃镑进行支付。在这种情况下，小额交易由出口方通过（或通过黑市进行兑换，但这属非法交易，面临较大的风险）与其他企业之间进行调剂，且只有那些在埃及设立了经济实体的单位才有可能通过这种方式开展贸易。一些金额较大的交易最终还是需要通过易货贸易方式进行。 一项易货贸易的完成，可能直接涉及到的5个利益方:

货物或工程、技术服务的提供方，即出口企业；

货物或工程、技术服务的接受方，即进口企业；

提供易货物品并接受B以B企业所在国货币支付的经济实体；

接受易货物品并向A以A企业所在国货币支付货款的经济实体；

代表A方利益的中间人，以B所在国的货币向B方收取货款、向C支付货款，并监督C履行交易。 根据交易的难易程度和参与主体的多少，易货贸易表现为两种基本模式，即偶然的易货贸易模式和扩大型易货贸易模式

1．偶然的易货贸易模式。

在交易过程中，双方商定，A在向B提供物品或服务后，由B提供相应的货物作为支付手段（B本企业的货物或其向任何第三方取得的货物）；A直接进口易货品后，作为本企业或关联企业的原材料，或由本企业或关联企业在国内市场销售后实现其价值。

交易过程可描述为：A→B→A

如一家中国企业A向埃及企业B提供炼钢设备，B以其产品钢材支付货款。A是一家综合型集团企业，其子公司--房地产公司正好需要钢材建房。

这种交易模式属于偶然的跨国界的物-物交换。交易发生的前提是双方都需要对方的商品或服务，交易过程在使用价值形态下由双方直接完成，不涉及任何第三方。

2．扩大型易货贸易模式。

在实践中，更多的情况下则是由多方参与的交易模式。在交易过程中双方商定，A在向B提供物品或服务后，由B向C以本国货币支付相应的货款，由C向D提供货物，最终由D向A支付货款。

交易过程可描述为：A→B→C→D→A

如一家中国企业A向埃及企业B提供200节铁路车厢，双方商定以美元支付50%的货款；另50%货款以埃及C企业产250辆小轿车进行易货。A委托一家专门从事经营汽车业务的中国企业D从C进口小轿车并负责销售，以人民币向A支付货款。

这种交易模式属于扩大形式的跨国界的物-物交换。易货品的选择和价值实现需要借助第三方、第四方甚至需要第五方的参与才能完成。其特点是：交易环节多，交易费用大，交货时间、收回货款的间隔期、货物的品质等方面的风险难以控制。在实践中这种交易方式可能演变成以下几种模式：

M1模式：A→B→D→A 。在交易过程中，双方商定，A在向B方提供物品或服务后，由B提供相应的货物进行支付，A寻找D方帮其实现货物的价值形态，再由D将货款支付给A。

M2模式：A→B→C→A 。在交易过程中，双方商定，A在向B方提供物品或服务后，由B按照A 的要求寻找C，由其提供A所需要货物。

M3模式：A→B→A→C→A 或A→B→Z→C→A。在交易过程中，双方商定，A在向B提供物品或服务后，由B向A（或Z）支付相应的本国货币，再由A(或通过Z)向C购买其需要的货物，进口到国内后，供A自身或关联企业作为原材料或在国内市场实现其价值。即由B提供等价物，由A（或Z）寻找C，以能更好地提供满足A需要易物品。

M4模式：A→B→A→C→D→A 或 A→B→Z→C→D→A 。交易的前几个环节与M3模式类似，交易后期需要A寻找D将易货品转换成价值形态，最终由D向A支付货款。 翻开中埃双边经贸交往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从1956年开始的30年里，中埃两国一直是在政府的主导下，实行记账贸易：贸易由双方国营公司执行，每年通过记帐清算。在这种方式下，中国从埃及进口国大量棉花(不仅仅是进口长绒棉)。直到1985年1月1日两国才实行现汇贸易。

当前的易货贸易方式是以单项合同来洽谈易货条件，这与过去的记账贸易虽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政府在交易过程中仍扮演重要的角色，表现在：

1．政府可以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促进交易的完成。有很多易货贸易合同特别是一些大宗贸易合同都是由政府提出，由双方政府共同协商和协助寻找易货方。在易货品的选择和价值实现方面，进口方政府可帮助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寻找对方易于接受的易货的商品；出口方政府可帮助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寻找作为支付物品价值的实现对象。

2．可供易货的商品一般是大宗商品，有些是受政府管制，需要政府提供相应的倾斜政策。埃及是一个资源比较缺乏的国家，目前石油自给略有出口，虽然天然气储量较大，但目前尚处于初期开发阶段；大理石、花岗岩、虽储量较大，但均为分散的私人经营，且产品品质很难控制，给易货带来困难。目前，可用来易货的商品主要有：长绒棉、亚麻、少量石油和石化产品、钢铁、组装轿车、石膏、磷酸盐、柑桔等。这些产品大部分都受政府严格控制的商品，易货时需要政府提供政策支持。

3．在支付方面，有很多做法与现汇贸易存在较大的差别，有些甚至与现行法律不协调，这需要双方政府协商对此做出相应的制度安排。如在M3、M4模式下，如果B向A支付本国货币，而A在B国没有办事机构、也没有账户，收取货款，或向C支付货款，都将非常困难。在我国贸易和金融管理制度方面会遇到的问题包括：出口收汇问题、出口退税问题等。这些都需要政府制定相应的管理办法，特别是要建立相应的交易机制，包括Z的设立和职能定位；纠纷的处理机制的建立。

4．特别是在扩大型易货贸易模式下，由于参与交易的主体较多，这必然导致交易费用增加、交易周期延长、风险增大。政府对一些重点业务可提供补贴，或建立保险机制，对交易过程中可能发胀的货币的汇兑风险，履约担保方面提供支持。

中国帮助过哪些国家

中国帮助过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古巴、埃及、阿尔及利亚等国。

1、1950年，中国开始向朝鲜和越南两国提供物资援助，从此开启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序幕。1955年万隆亚非会议后，随着对外关系的发展，中国对外援助范围从社会主义国家扩展到其他发展中国家。1956年，中国开始向非洲国家提供援助。

1964年，中国政府宣布以平等互利、不附带条件为核心的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确立了中国开展对外援助的基本方针。

1971年10月，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下，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国同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建立了经济和技术合作关系，并援建了坦赞铁路等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

2、中国从1953年开始实施人力资源开发合作项目。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接收了大量来自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古巴、埃及等国的实习生来华学习，涉及农林、水利、轻工、纺织、交通、卫生等20多个行业。

自1981年起，中国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合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华举办了多个领域的实用技术培训班。自1998年起，中国政府开始举办官员研修班，培训的部门、领域和规模迅速扩大。

截至2009年底，中国为发展中国家在华举办各类培训班4000多期，培训人员12万人次，包括实习生、管理和技术人员以及官员。培训内容涵盖经济、外交、农业、医疗卫生和环保等20多个领域。目前，每年在华培训发展中国家人员约1万名左右。

此外，中国还通过技术合作等方式为受援国就地培训了大量管理和技术人员。

3、1963年，中国向阿尔及利亚派出第一支医疗队。截至目前，中国已向亚洲、非洲、欧洲、拉丁美洲、加勒比和大洋洲69个国家派遣了援外医疗队。

援外医疗队一般工作在受援国缺医少药的落后地区，条件十分艰苦。援外医疗队员治愈了大量常见病、多发病，并采用针灸、推拿以及中西医结合诊疗方法诊治了不少疑难重症，挽救了许多垂危病人的生命。援外医疗队员还向当地医务人员传授医疗技术，促进了当地医疗卫生水平的提高。

援外医疗队员以精湛的医术、良好的医德医风和高度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全力为受援国人民服务，赢得了受援国政府和人民的尊重和赞扬。

截至2009年底，中国累计对外派遣21000多名援外医疗队员，经中国医生诊治的受援国患者达2．6亿人次。2009年，有60支援外医疗队，共1324名医疗队员，分别在57个发展中国家的130个医疗机构提供医疗服务。

4、2004年12月印度洋海啸发生后，中国开展了对外援助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紧急救援行动，向受灾国提供各种援助共计7亿多元人民币。

近5年来，中国政府累计开展紧急援助近200次，主要包括向东南亚国家提供防治禽流感紧急技术援助；就几内亚比绍蝗灾和霍乱，厄瓜多尔登革热，墨西哥甲型H1N1流感，伊朗、巴基斯坦、海地、智利地震，马达加斯加飓风，缅甸、古巴热带风暴，巴基斯坦洪灾等提供物资或现汇紧急援助；

向朝鲜、孟加拉国、尼泊尔、阿富汗、布隆迪、莱索托、津巴布韦、莫桑比克等国提供紧急粮食援助。

5、2002年5月，中国首次派遣5名青年志愿者赴老挝，在教育和医疗卫生领域开展了为期半年的志愿服务。

截至2009年底，中国向泰国、埃塞俄比亚、老挝、缅甸、塞舌尔、利比里亚、圭亚那等19个发展中国家共派遣405名援外青年志愿者，服务范围涉及汉语教学、中医治疗、农业科技推广、体育训练、计算机培训、国际救援等领域。

其中，向埃塞俄比亚、圭亚那等多个国家实现连续派遣。2003年，中国开始对外派遣汉语教师志愿者。截至2009年底，向全球70多个国家派遣汉语教师志愿者共计7590人次。

扩展资料：

中国对外援助政策：

1、中国对外援助政策坚持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中国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尊重各受援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和模式的权利，相信各国能够探索出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绝不把提供援助作为干涉他国内政、谋求政治特权的手段。

2、中国对外援助政策坚持平等互利、共同发展。中国坚持把对外援助视为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相互帮助，注意实际效果，照顾对方利益，通过开展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着力促进双边友好关系和互利共赢。

3、中国对外援助政策坚持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在援助规模和方式上，中国从自身国情出发，依据国力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注重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最大限度地结合受援国的实际需要。

4、中国对外援助政策坚持与时俱进、改革创新。中国对外援助顺应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注重总结经验，创新对外援助方式，及时调整改革管理机制，不断提高对外援助工作水平。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中国对外援助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60年来中国的对外援助：最多时占国家财政支出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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