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外贷款业务有关事宜的规定？

境外美元贷款利率

1.5%左右

美国的存贷款利率都是比较低的，活期利率可以忽略，美国银行利差很低，因为美国人基本不存钱，银行也不靠利差赚钱，1.5%左右。

期货(Futures)与现货完全不同，现货是实实在在可以交易的货(商品)，期货主要不是货，而是以某种大宗产品如棉花、大豆、石油等及金融资产如股票、债券等为标的标准化可交易合约。因此，这个标的物可以是某种商品(例如黄金、原油、农产品)，也可以是金融工具。

交收期货的日子可以是一星期之后，一个月之后，三个月之后，甚至一年之后。

国内企业如何境外贷款

境外贷款是一些有条件的企业利用国外资源的重要形式。利用境外贷款，不仅可以拓展企业融资的渠道，使企业有更多的机会货比三家、币比三种，降低经营成本，而且可以通过与国外银行的合作，借助其严格的管理系统提高本企业的财务管理水平。

一、选择适当的律师。境外贷款涉及大量的法律问题，法律文件的准备、审核、修改等均要求企业有好的律师为企业把握风险。企业如果有法律部门，法律事项可由其安排；否则可以委托律师事务所来安排。除选择具有良好声誉的律师事务所作为本企业的长期律师顾问外，为确保其服务质量，企业还可以将一部分法律事项委托给其他律师事务所，在律师事务所之间形成一定程度的竞争，使企业获得服务和成本上的好处。

二、明确贷款审批程序。由于境外贷款环节与境内贷款有一些不同，需要明确企业境外贷款的审批程序。境外贷款的贷款协议中，有许多涉及股权变动、企业经营及重大的法律责任的约定，常常需要企业业务经营部门、法律部门的共同审核，而非企业财务部门单独作出决定。在贷款审批程序中，企业需要明确贷款申请、批准贷款、审核贷款文件、确定贷款签字人等事项的部门和人员，在责任明确的情况下，通过制度约束来保障企业贷款的顺利进行，保证企业贷款工作中涉及的责任不会影响企业改组、经营和内部管理。

三、注意外汇风险和外汇管制问题。我国企业在境外贷款，只能安排外币贷款。在境外贷款时，我国企业必须遵守国家外汇管理规定，确保企业资金来源的合法性；境外国家若存在外汇管制问题，对外汇的买卖、款项的结算等均会有所约束，企业有必要研究外汇管制问题，为企业境外贷款选择最好的途径。

四、保证问题。保证是银行和企业都非常关心的条款，主要的方式有抵押、担保、收入转让、保险利益转让及其他承诺等。在境外贷款中，抵押贷款一般要求贷款额为抵押资产市场价值的一定百分比，当资产市场价值低于要求的比例时，需要提前还款或增按(增加抵押品)。所以，企业在安排贷款时要考虑抵押资产的市场价值及其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确保有能力承受贷款额度负担，尽量避免出现增按情况，同时还要避免高估资产价值，浪费企业资源。此外，境外银行有时会要求企业提供All

Money抵押，即抵押品除了为一笔贷款作保证外，还为企业其他债务作保证。企业对于这样的要求，可以尽量争取单独的抵押条件，或者将Al1

Money的范围减少，将实际或预计可能出现问题的贷款或担保等债务剔除出此范围。

此外，境外银行为了保证其贷款的安全，通常在贷款条件中要求贷款企业的总公司对贷款提供书面的保证，特别是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境外银行加强了对我国企业保证条款的约束，由于国内企业对外提供担保受国家外汇管理部门的严格管理，境外贷款可能不需要有国内企业提供担保，但需要提供书面形式的确认。形式上主要是安慰函(Letter

of Comfort)、知会函(Letter of Awareness)、保证函(Letter of

Undertaking)等。在这些函件中，主要列明三项内容，即国内企业知道并同意安排此贷款；国内企业对贷款人的业务经营予以支持，不做影响贷款人持续经营的决定，国内企业不做使贷款人财务状况转弱的决策；国内企业不改变对贷款企业的股权结构等。

五、违约条款及交叉违约问题。违约条款因不同性质的贷款而有不同的约定。企业应当结合企业的实际情况与银行商洽，使违约条款尽可能符合企业的实际情况，降低违约风险。此外，在签订贷款文件后，企业发生具体的与贷款文件不符的事项，只要经过银行书面同意，均可以认为是没有违约的。因此，企业要注意日常文件的管理工作，以便明确责任。关于惩罚性费用条款，银行有时会提出若企业违约，则需从违约之日起支付罚息。企业对此可从两方面争取对自己有利的条件，一是争取降低罚息；二是向银行提出给企业一段时间(如一周)来履行有关义务。

企业在安排境外贷款时，通常都会面对交叉违约问题，简单地讲，交叉违约就是企业一项贷款违约，同时构成企业其他贷款或所有贷款均违约。对于集团性企业或贷款较多的企业而言，交叉违约条款是贷款工作中最重要的条款。企业可能与一家银行有多笔贷款，亦可能与不同银行有不同的几笔贷款，从法律上讲，由于有交叉违约的责任，当企业对任何一笔贷款违约时，同时对其他不同银行的贷款亦承担违约责任。鉴于此，企业应尽可能地降低交叉违约条款约束的范围和事项，最佳途径是保持企业较高的偿债能力，稳健经营，提高企业在贷款市场上的竞争力。具体在操作中，可以通过贷款商务谈判，保护核心业务的正常经营，将企业核心业务的贷款剔除出交叉违约范围；可以在交叉违约条款中加入金额下限，即当企业发生一定金额以上的违约事项时，才属于交叉违约约定的范围；可以通过利用不同银行对贷款的竞争取得对企业有利的条件，或将贷款分散在不同的银行，在不同的银行之间争取免除不同银行贷款的交叉违约责任。当然，如果企业讨价还价能力不足，急需资金，承诺银行的要求交叉违约责任，缓解资金困难也是可取的，重要的是看企业是否有偿债的能力。

六、利率掉期保值问题。在安排境外贷款的工作中，有时对金额大、贷款时间长的贷款，会遇到是否安排利率掉期保值的问题。虽然利率掉期保值和贷款是两件事情，但有些较为积极的银行，会在贷款的同时，安排掉期保值的文件，称为ISDA(内容可以应企业的需要，包括外汇工具的安排)，为今后进行掉期保值提供便利的条件。企业应在安排贷款协议的同时拟出利率掉期保值的文件，以便在需要时，即可通知银行本企业的期望固定利率水平。在进行利率掉期保值安排中需要结合企业的需求，充分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利率的未来走势，主要应考虑：企业为固定成本，便于安排资金，保证可以接受的收益，而选择的固定利率；合理预测利率趋势，选择可能降低财务费用的时机将利率固定。

通过扩大信贷投放 三家银行稳增长

记者采访了解到，通过扩大信贷投放，三家银行尤其是国开行、农发行在稳增长过程中起到了重大作用。近年来，国家加快棚户区改造，让亿万居民“出棚进楼”，改善了民生，同时有力地拉动了投资、促进了消费。

而时间回到五年前。2014年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速回落至7.4%，相比上年同期下降0.5个百分点。当年4月2日，国务院召开的常务会议确定，由国家开发银行成立专门机构，重点支持棚改等相关工程建设。在市场人士看来，棚改是稳投资甚至稳增长的“重要抓手”，并一直延续至今。

为解决资金来源问题，央行创设PLS向国开行提供资金，国开行再向地方发放棚改 贷款 。2015年10月，PLS的支持对象扩展到农发行、进出口银行，支持领域拓展到水利建设、“走出去”等项目。

依靠着PSL的加持以及通过债券市场筹资的优势，五年间三家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扩张迅速。

年报数据显示，2018年末国开行资产规模为16.1万亿，相比2013年末增长了97.6%，其资产规模仅次于四大行；同期农发行资产规模6.85万亿，相比2013年末增长1.6倍，其间超越了民生、中信、浦发、兴业、招商五大股份行，扩张尤为迅速；口行资产规模则由2013年的1.88万亿增至2018年的4.19万亿，增长了1.2倍。而同期国有大行和股份行的资产增幅大多在60%左右。

和上市银行不一样，三家银行仅公布年报，且年报内容不像上市银行那般翔实，显得相对“神秘”。因为承担一些政策性业务，同时体量庞大(三家银行资产总规模达到27.2万亿)，它们的变化亦需引起关注。近日农发行公布了2018年年报，三家银行年报披露完毕，这构成观察三者变化的重要窗口。

记者采访了解到，通过扩大信贷投放，三家银行尤其是国开行、农发行在稳增长过程中起到了重大作用。但是由于一些业务绑定了政府信用，有新增隐性债务之嫌。新形势下，传统的政府性业务也面临转型的难题。

扩张路径

基建业务一直是国开行的特长，其中也涉及棚改业务，但早期规模并不大。2014年，在央行PSL支持下，国开行发放棚改贷款的规模迅速增长。

年报显示，国开行2013年发放棚户区改造贷款仅为1060亿，而2014年增长近3倍至4086亿，2016年继续增长至9725亿。此后有所回落，2018年新增规模不足7000亿。

连续数年的大规模投放(2014-2018合计发放3.71万亿)后，棚改贷款成为国开行的第一大业务。年报数据还显示，截至2018年末国开行贷款余额3.2万亿，约占全部贷款余额为27.4%。第二大业务为公路贷款，占比低于棚改贷款11个百分点。

以粮棉油、三农贷款为主业的农发行则在2016年大规模介入棚改业务。和国开行相比，农发行的优势是人员众多、网点丰富：农发行5万多员工，而国开行不足万人；农发行近两千个县域支行，而开行只在省会及副省级城市布有分行。

“国开行大部分棚改项目与省级、地级市政府合作，统贷统还。农发行多年在县市级耕耘，争抢了很多县级甚至市级的棚改项目。”中部省份某地市级城投公司融资部人士表示，“因为项目风险低， 收益 也有保证，基本都是绑定政府信用。”

农发行年报显示，2015年农发行投放的棚改贷款仅为283亿，但2016年激增至2133亿，此后进一步上升，至2018攀升至5876亿。四年间农发行合计投放1.25万亿，棚改贷款也成为农发行的主要业务。

棚改贷款的大规模投放一方面来自于央行PSL的支持。2014年，央行提供PSL资金3831亿元，2014-2018年提供PSL资金在4000-10000亿之间。截至2018年末PSL余额增至3.37万亿。

另一方面则得益于政府购买棚改服务的交易结构设计。其主要模式为，棚改主体将政府购买服务合同向银行质押融资。政府根据合同约定，分期向企业支付采购资金，用于项目资本金投资及偿还银行贷款。穿透来看，实质上是财政对棚改贷款兜底，有新增隐性债务之嫌。

在上一轮的稳增长中，专项建设基金也是重要方式。其操作方式为，国开行、农发行向邮储银行定向发行专项建设债券，然后利用专项建设债券筹集资金，建立专项建设基金，国开基金或农发基金采用股权方式投入项目公司。

在大规模投放的情况下，基金入股了一些民营企业项目。但出于风险考虑，增信方式上国开基金和农发基金要求当地融资平台按约定回购基金持有的民企项目股权，民营企业则再向地方融资平台回购股权。如果查阅地市一级融资平台公司的工商资料，可以发现其股东大多有农发基金或国开基金的股份。

“上一轮稳增长主要通过专项建设基金提供资本金，但最后增加了政府隐性债务。所以这一轮稳增长直接用地方政府债券提供资本金。”某外资银行银行业分析师表示。

专项建设基金已式微。以国开行为例，2015年末其专项债券余额为0.58万亿，2017年增长至1.39万亿，不过2018年回落至1.35万亿。分析认为，这可能是部分地方政府提前回购了专项建设基金。

转型之路

记者了解到，此前国开行、农发行的棚改、水利、公路等基建类业务大多绑定政府信用，而这可能新增政府隐性债务。

农发行西部省份信贷部门人士表示：“项目倒也不缺，但是很难做起来。如果新增隐性债务将会被问责，这是一个巨大的风险。所以我们对政府类项目都比较谨慎，只做一些收益能覆盖本息的项目，但收益从何而来是个大问题。”

最近，她还接到一个任务，即了解政府开展隐性债务清理导致政策压力加大的背景下，农发行与地方政府如何持续合作，包括业务在发展方式、品种、模式等方面的变化。

记者了解到，农发行近日下发通知，要求各分行积极支持移交—运营—移交(TOT)模式贷款项目。文件称，TOT模式作为PPP项目中的一种重要模式，有利于盘活政府存量资产；支持TOT模式能帮助地方政府减轻财政负担，深化政策性银行和地方政府的合作关系。

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此前一些金融机构也试水了若干TOT项目。农发行现在介入，是因为传统的平台业务(如棚改、水利贷款)有新增隐性债务之嫌，农发行的政府性业务大幅压缩，急需寻找新的投向和模式。

国开行也有一些探索。今年3月，国开行行长郑之杰接受采访时表示，建议扩大PSL的使用范围，增加对实体经济发展的支持。今年7月初，浙江省发改委和浙江国开行下发的一份通知显示PSL已拓展了支持范围。

通知称，对符合“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及装备制造、生态环保、地下管廊、科技创新及研发、清洁能源、集成电路和配套产业等领域抵押补充贷款资金(PSL)运用标准的项目，给予低成本资金支持。

如果从广义基建角度来看，截至2018年末国开行铁路、公路、电力、公共基础设施和棚户区改造贷款余额占比接近七成。严监管下绑定政府信用明显违规，新的模式亦需探索。“这必然有阵痛。”国开行西部某省分行信贷部人士坦言。

“相对于农发、开行而言，进出口银行专注于外贸业务信贷，对政策性业务的恪守贯穿了从成立到现在的始终，方向相对明确。”沪上某券商固收首席分析师称。因为三家银行是债券市场主要的发债主体，也为债市参与者关注。

利率 市场化影响

和商业银行通过存款筹集资金不一样，国开行、农发行、口行主要通过发债筹集资金。

年报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末国开行、农发行、口行应付债券余额分别为9.1万亿、4.2万亿、2.6万亿，分别约占其负债规模的61.4%、63%、66%。鉴于债市市场利率已实现市场化定价，如今贷款利率锚定LPR后，三家银行资产端也将实现市场化定价，由此资产、负债端都将率先实现市场化定价。

也有商业银行人士担心，商业银行负债端主要来源于存款，存款利率成本短期难以降下来，但国开行、口行、农发行依托国家信用在债市筹资，其成本低于存款利率。如果三家银行介入一些商业性业务，将具有明显优势。

实际上，如何准确界定商业性业务和政策性业务也是三家银行需要面对的争论。中部省份某地市农发行信贷人士介绍，今年首度投放了一些小微贷款，增信上主要由省担保公司担保。传统上，小微企业贷款是商业性业务，但在支持小微的大背景下，这类业务又具有了政策性的含义。那么到底如何界定？

从经营数据来看，2018年国开行实现利润1121亿，相比上年小幅收窄；农发行净利润181亿，同比微增5.8%；口行净利润则由2017年的亏损122亿转变为2018年盈利48.2亿。

“2015年外汇注资后，口行收到450亿美元外汇后保留在境外运作了。2017年人民币升值，口行从中承受了汇兑损失；2018年人民币贬值，获得汇兑收益，由此带来利润变动。” 一位外资银行汇率研究主管表示。

不过他提醒，这一操作仍属正常之举，取决于观察视角。部分企业倾向于避免外汇损益出现较大变动，往往会增加套保操作。而对汇率变化导致的估值起伏接受度较高的企业，也较为常见。

加拿大贷款利率大涨原因

加拿大贷款利率大涨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1）经济增长放缓；2）货币政策调整；3）宏观经济环境变化；4）不确定性增加；5）流动性紧缩；6）国际金融市场波动；7）投资需求增加；8）市场信心下降。

外汇借贷成本上升原因

为深入了解境内企业境外融资成本情况，近期，人民银行办公厅组织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广州、南京等11家分支机构以及工、农、中、建和民生5家商业银行进行了专题调研。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调研组表示，从整体调研情况看，2018年下半年以来，受全球主要央行货币政策转向和离岸人民币流动性趋紧影响，从境外进行融资的成本持续上升，境内外利差不断收窄，境外融资优势明显下降。

比较境内外融资成本应综合全面

上述调研认为，对于不同融资方式和不同币种的融资成本，应该进行综合全面比较。

企业境外融资成本除利息之外，还包括：1.货币转换成本。企业将在境外融得的外币资金用于境内，需要花费一定成本将外币转换为人民币。2.锁汇成本。由于汇率变化，企业在境外以人民币计价的实际融资额和计划融资额之间会有差异，为消除不确定性，企业需要支付一定费用锁定汇率风险。3.税费成本。企业境外融资需要承担较高的税收以及会计、咨询、路演、承销等费用。同时，境外资金回流境内时，金融机构需要缴纳增值税、所得税等，这些成本通常要转嫁给融资企业。4.时间成本。境外融资除了要经过正常的市场程序，还需要经过境外和境内有关管理部门的备案或审批，手续繁琐、耗时较长。

为此，此次调研从综合成本的视角，对企业境内外融资成本进行了比较分析。

境外美元贷款综合成本持续回升

近年来，境外美元贷款综合成本呈持续回升态势。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对20家银行调研显示，2016年以来，境外美元贷款综合成本区间逐年提高约0.5个百分点，目前约为4.35%～4.5%。人民银行深圳中心支行对155笔贷款的抽样调查显示，2018年以来境外美元贷款平均利率为3.8%，较2017年的2.89%上升91个基点。银行反映，目前境外一年期美元的融资利率（含税）报价基本在2.9%以上，若再考虑锁汇成本、境内担保手续费，综合成本在4.35%以上，境内外融资综合成本几无差别，企业境外融资的观望情绪明显上升。

目前境外美元贷款综合成本持续回升主要是由于美联储持续加息、欧洲央行货币政策收紧预期等因素带动全球金融市场美元成本上涨。2018年11月，1年期LIBOR（伦敦同业拆借利率）为3.1%，较6月末上升31个基点；11月末，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收于2.99%，较6月末上升13个基点。

另外，企业在资金使用时锁汇成本偏高也是境外融资成本回升的重要原因。据人民银行广州分行调研，目前1年、3年期境外美元贷款锁汇成本分别为1.42%和1.95%；欧元和日元贷款则更高。人民银行杭州、宁波、青岛中心支行反映，不少企业因不愿意承受过高的锁汇成本，没有开展锁汇操作反而造成严重损失。例如，宁波某公司未对调回境内使用的4亿美元资金的外汇敞口进行风险对冲，加上前期美元债发行时点人民币对美元价格处于高位，结果导致约2.01亿元人民币的巨额亏损。

境外美元债券发行成本有所增加，房企和地方融资平台是主力

近年来，美联储持续加息、美元指数持续上涨，中资企业境外发行美元债券成本有所增加。2018年三季度，中资机构境外发债平均票面利率6.24%，较2017年四季度上涨1.35个百分点。

调研发现，中资企业境外发行美元债以房地产企业、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为主。近年来，受国内房地产调控和地方债务管理政策趋严的影响，房地产企业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境内融资受阻，境外融资诉求较多。此类融资在2017年下半年和2018年上半年较为密集，例如2017年1月～2018年10月，浙江省企业境外发债数量为13只，共33.2亿美元，其中政府融资平台和房地产企业发债规模占74.1%。

与进出口贸易企业相比，政府融资平台和房地产企业通常缺乏境外还款来源和美元头寸，需要承担一定的锁汇成本，且面临较大的政策风险，再加上各类中介服务费用，其境外发债成本很高。但此类企业多因境内融资渠道受阻，前期债务归还压力过大，资金链紧张，被迫选择境外融资，因此需求仍然较大，对成本容忍度也相对较高。部分房地产企业境外美元融资成本超过13%，比其境内发行的信托产品成本还高。

离岸人民币负债成本有所提高

调研机构反映，2018年8月以来，境外人民币流动性趋紧，离岸人民币利率振荡上行，负债成本有所提高。以1年期香港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为例，2018年8月中旬触及年内低点3.34%后回升125个基点，10月末达到4.59%。以某行新加坡分行为例，2018年前10个月，离岸人民币月均付息负债率为2.98%，单月付息负债率升跌互现，总体保持小幅波动态势；年内低点为8月份的2.78%，此后逐月上升，9月份为2.97%，10月份为3.11%。

调研的总体情况显示，目前企业从境外融入的人民币成本已经高于境内。据人民银行南京分行调查，受离岸人民币流动性趋紧、负债成本上升，以及国内贷款成本下降预期增强等多重因素影响，普通境内企业从中资银行境外分行获得1年期人民币贷款的综合成本在5.16%～6.36%之间，高于国内的5.07%～6.22%。当前境内银行的优质客户一般较少从境外融入人民币资金，境外人民币融资规模出现显著下降。人民币跨境收付信息管理系统（RCPMIS）数据显示，全国跨境人民币贷款流入规模从2018年上半年的4669亿元降至2431亿元。人民银行深圳中心支行的抽样调研显示，2018年1～10月，深圳企业跨境融资备案金额中人民币融资规模同比下降50%。某银行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10月末，其境内企业授信客户向境外银行（含离岸部）借款人民币累计发生额仅8600万元，占全部借款的2.8%。

三大突出问题及应对

综合上述调研情况来看，企业境外融资主要有三方面问题较为突出。

首先，企业跨境融资税费较高。目前境外资金回流时，金融机构需缴纳预提所得税、增值税及附加税，这些成本一般会转嫁给借款企业。对此，企业建议，降低相关税率，减少借贷和资金使用成本；银行建议，设置差异化贷款增值税率，减免银行业务税费，鼓励贷款投向到优质企业及中小企业。

其次，境外融资手续繁琐、耗时长。据了解，境内企业要办理境外融资业务，往往需要2～3个月准备期，为避免境外融资繁琐手续和过长融资等待时间，部分企业不得不放弃境外融资。

最后，银行信贷投放能力受到约束。有银行反映，当前银行在资本紧张的情况下，信贷额度有限，不利于降低企业融资价格。银行建议，在坚持内生增长的同时，加快推动优先股、二级资本债等外源资本补充；动态调整国别风险拨备，减少对信贷投放的制约。

境外贷款增长的介绍就聊到这里吧，感谢你花时间阅读本站内容，更多关于境外贷款业务有关事宜的规定、境外贷款增长的信息您可以在本站进行搜索查找阅读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