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银行贷款规模多大？

与虎谋皮：欧洲银行家族的王室生意

1459年，美第奇家族成员以“智者”身份跟随在国王身边。

中世纪和近代早期，迫于天主教会的强大压力，在欧洲封建国家放贷收取高息是明令禁止的，但在教皇眼皮底下的意大利却活跃着相继统治欧洲金融业数百年的巨贾望族，佩鲁奇、巴尔迪、美第奇和热那亚的家族是个中翘楚，唯一能与意大利银行家比肩的是德国的富格尔家族。

与当时的商人和自由城市相比，欧洲君主王侯们的借贷信用很差。君主的早死、军事失败和意外灾难都会导致贷款人血本无归。

如果王室恶意违约，贷款人无权要求法庭审判，甚至也不能向王侯的继任者追讨。贷款人唯一的制裁措施就是未来不予贷款。因此那时王室的借款利率奇高，尤其是在没有足够抵押的情况下。

奥地利公爵弗里德里克（1286年-1330年）曾以高达80%的利率借款，1319年那不勒斯国王罗伯特借款的利率也有30%，而当时商业贷款的利率大多在10%-25%之间。

巴尔迪和佩鲁齐家族

佛罗伦萨的巴尔迪银行（成立于1272年）和佩鲁齐银行（成立于1310年）是14世纪财力最雄厚的银行，他们一边深耕于当时最繁荣的毛纺业务，一边放高利贷，国王、贵族甚至教皇都是他们的客户。

佩鲁齐银行在西欧和中东设有15家分号（包括伦敦分行），有120个合伙人和代理人。拥有13家分号的巴尔迪银行年收入13万英镑，而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二世的正常年收入仅为3万镑。为了扩大资本，巴尔迪和佩鲁齐按3:2的比例组建了投资联合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1338年和1339年英王爱德华三世为与法国作战（百年战争），从佩鲁齐和巴尔迪借贷125万英镑。其中购买军事装备的75万英镑，利率为50%。

意大利银行家与王室建立借贷关系不仅追求高风险下的高利润，也为得到王室管制的各种商业和贸易的特权。两家银行垄断了英国的羊毛销售以及小麦出口等贸易。作为国王的银行家，他们还可以利用英国财政署强制收缴其他英国债务人的欠债。

到了14世纪40年代，巴尔迪和佩鲁齐银行厄运不断。先是本国的政府债券违约导致流动性危机，佛罗伦萨市民从两个银行大量提现。

雪上加霜的是，那不勒斯王国与佛罗伦萨交恶，国王罗伯特赖账不还，两家银行的那不勒斯分号也遭挤兑，进一步收紧了财团的流动性。

1343年，爱德华三世停止还贷（之前他也经常拖欠），佩鲁齐随即破产。1346年，巴尔迪银行步其后尘。在之后的清算中，存款人只拿到了不到一半的存款。

爱德华三世被大多数学者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因为他的违约导致两大银行破产，引发了多米诺骨牌般的连锁反应：佛罗伦萨金融业与经济崩溃，并连带祸及欧洲近一半的人口，再加之14世纪中期蔓延开来的黑死病，欧洲经济在百余年内停滞不前。

不过有研究认为佩鲁齐和巴尔迪家族兴盛起来的基础——粮食生产和交易业务，从14世纪20年代开始已无盈利是两大家族衰亡的深层原因，爱德华三世的违约不过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美第奇家族

15世纪欧洲王室的很多贷款是非常紧急的短期贷款，利率极高，比如1494年法王查理八世为入侵意大利进行了军用融资，向热那亚银行家贷款的年利率有42%、56%、甚至惊人的100%。

而英国的王室融资时常耍无赖，不但强制贷款，而且无分毫利息。彼时短期商业贷款通常的利率大致在5%-15%之间。

在15世纪意大利的名门望族里，美第奇家族（银行成立于1397年）最负盛名。学者们认为，虽然不能说没有美第奇家族就没有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但没有美第奇家族，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肯定不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面貌。

伽利略、拉斐尔、米开朗基罗、提香和马基雅维利等巨匠都曾得到他们的资助。美第奇家族在佛罗伦萨建立起长期的僭主政治（指以非法手段取得政权者建立的独裁统治，原指古希腊一种特殊的历史现象），家族中更产生了两位教皇和两位法国王后，积极参与到欧洲的政治博弈之中。

不过由于上述佛罗伦萨银行业大崩溃和欧洲经济衰退，美第奇银行的规模已远不及佩鲁齐和巴尔迪，它只是140家规模相当的佛罗伦萨商业银行中最大的一家。

在爱德华三世的后裔约克分支与兰卡斯特分支为争夺英国王位爆发的玫瑰战争（1455年-1485年）中，美第奇银行两面押注，不料双方的借贷都成了坏账。

1478年，5.1万弗罗林（源于佛罗伦萨，通行于欧洲的货币）的损失致使美第奇伦敦分号清算关闭，其债务由布鲁日分号承担。战后英格兰的都铎王朝当然不会承担前朝的债务。

几乎在同一时期，美第奇家族也在法国政治投机。布鲁日分号借给勃艮第的查理公爵大约3.8万杜卡特（意大利威尼斯铸造的金币，在1284年-1840年发行）。本是法国蕃属的勃艮第公国意欲独立。

法王路易十一是外交天才，以金元外交巩固盟友、收买敌人，令查理腹背受敌。查理亦无战略远见，战场指挥无能，不过是一介莽夫。1477年南锡之役，瑞士人的长枪队击溃了勃艮第的军队，查理葬身山谷。收不回债务的美第奇布鲁日分号于1480年破产。

美第奇家族政治投机屡次失败，也先后有多家分号关闭，然而美第奇银行的衰落竟然持续了30年，未因分号破产而迅速崩盘。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吸取了巴尔迪和佩鲁齐的教训，每个分号都有一定的独立性，属于合伙关系，虽然存在信誉问题，但还是降低了一损俱损的风险。

兴也政治，亡也政治。美第奇银行覆灭的直接原因就是政治失势，意大利战争（1495年-1559年）开始后，法国军队攻占佛罗伦萨，美第奇家族被驱逐，美第奇银行也走到历史的终点。

富格尔家族

16世纪，欧洲经济和人口规模都在扩张，主要君主国（西班牙、法国和英国）为经济和军事霸权征战不断，在这个世纪只有25年没有大规模战争。

安特卫普在多数时间里是欧洲最主要的金融中心、最富有的城市。频繁战争刺激了贷款需求，由于信贷市场的发达，利率也相应下降，王室短期贷款利率大致在6%-18%之间，紧急情况下，利率会攀升到24%以上。银行家仍然是主要贷款人，但王室也通过债券交易所借钱。

1699年，安特卫普，人们在结冰的斯海尔德河上玩耍

从15世纪末到16世纪上半叶，南德意志的富格尔家族夺取了意大利银行家曾有的优势地位。从向哈布斯堡王室贷款开始，以纺织业起家的富格尔家族获得了中欧和美洲地区大量银矿、铜矿、铁矿的开采权，还可以从事美洲贸易，甚至拥有货币铸造权。

家族先后投靠两位哈布斯堡家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财富于1520年前后达到顶峰，政治影响力无出其右者。

1519年，富格尔家族花了85万古尔登（通行于南德意志地区的货币）大肆贿赂选帝侯，确保哈布斯堡家族中的查理五世能击败候选人法国国王当上皇帝。

查理五世统治下的西班牙帝国成为继罗马帝国后欧洲最伟大的帝国，统治的区域包括西班牙、西属低地国家、神圣罗马帝国、奥地利、意大利大部分地区、阿尔萨斯、西属美洲殖民地。

从1518到1572年，富格尔银行提供给西班牙王室的短期贷款的利率一般在10%-16%之间，在财政紧张时期利率高涨至24%-52%。

同一时期，王室从安特卫普交易所融资的利率在6.25%-31.5%之间，交易所成本显然更低。很多银行家就是从安特卫普和里昂低息借钱，转手以高利率贷给王室。

1556年，在欠下了2000万杜卡特债务后，查理五世传位给儿子腓力二世。在后者继位第二年（1557年），西班牙就宣布债务违约（SovereignDefault），同样负债累累的法国王室也于同年违约。西班牙王室在几年后的1560年又再次违约。

1562年，以富格尔为首的银行财团被迫接受王室的债务重组计划。700万杜卡特的短期贷款，被折算成利息5%的长期政府债券，以政府税收作保障，但这种债券的市场价值比票面价值低很多。

富格尔等家族还获得了其他补偿：垄断西班牙的军需采购以及在阿尔马登的水银矿。富格尔银行没有因为王室债务违约倒闭，但是作为商业银行承受了巨大的资金和信誉损失。

1560年之后，富格尔银行继续参与西班牙王室的贷款，这时主要贷款人已经是热那亚的银行家族，富格尔的比例很低。

富格尔银行衰落的重要原因是自16世纪中期开始从美洲大量输入的白银严重削减了家族银行的资金来源——白银交易的盈利。在17世纪的“三十年战争”（1618年-1648年）中，德国饱受摧残，经济衰退，人口锐减，富格尔家族从此销声匿迹。

热那亚的家族

1453年，奥斯曼帝国占领了君士坦丁堡，而此时已有了地理大发现的欧洲，将主要贸易路线逐渐由地中海向大西洋转移，不过意大利北部在相当长时间内仍然是欧洲经济最发达、生活水平最高的地区之一。

在16世纪60年代之前，热那亚人主导了西地中海地区的贸易，也能从大西洋贸易获得好处。富格尔等德国银行遭到沉重打击之后，热那亚人全力投入金融业。

西班牙帝国在腓力二世、腓力三世和腓力四世统治（1556年-1665年）的大多数时间里依然穷兵黩武，其中腓力二世（1556年-1598年）任内几乎没有一年是和平的。

战争开支导致外债持续攀升。到1667年西班牙王室的总债务达到天量的1.8亿杜卡特，王室的收入波动较大，而且越来越赶不上负债增长。

除了当时严重的通货膨胀，战争费用大幅攀升的重要原因是欧洲自16世纪20年代发生的军事革命。军事革命之后打赢长期战争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是政府的融资能力。

西班牙虽然拥有美洲源源不绝涌入的白银，但白银收入对王室财政的重要性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在“八十年战争”（1568年-1648年）之前，来自尼德兰的收入比王室任何单项收入都要高，包括白银。

尼德兰叛变开始后，西班牙军队在尼德兰的花费高于尼德兰贡献的税收，尼德兰变为西班牙帝国财务意义上的负资产。实际上由于树敌过多、战乱频仍，除了西班牙本土和美洲，帝国所有其他领地都成了负资产。

从腓力二世开始，西班牙国王不再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但这不并意味着西班牙能置身事外。主要战场在德国的欧洲“三十年战争”中，以西班牙为首的联盟战败，西班牙的黄金时代终结，沦为欧洲二三流国家直至当代。

三十年战争

为化解危机，西班牙王室曾多次与热那亚家族达成债务重组协议。1575年，3600万杜卡特的债务到期，西班牙当年收入仅为600万杜卡特。

就重组方案，热那亚银行家与国王花了两年时间反复扯皮拉锯。1577年，腓力二世在谈判中“手起刀落”般砍掉近四成的未还债务，而剩下62%的贷款被转化成低息长期的政府债券。

热那亚银行家于1578年重启贷款，借给王室500万杜卡特。1596年腓力二世再次违约，不过这次他付清了80%的债务。

腓力二世连续违约，每次银行家都遭受严重损失，为何依旧飞蛾扑火？

银行家并没有很多高收益的投资领域，尤其在战争时期的交战地区，王室（主权）贷款这样的大宗生意实在不容错过，而西班牙哈布斯堡家族又是借钱最凶的王室。

更关键的原因在于，热那亚银行家在正常年份的获益在覆盖破产年份的损失之后，其实还有很好的盈利。

1609年，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成立，阿姆斯特丹渐渐成为欧洲新的金融中心，荷兰的黄金时代开始。随着西班牙资源枯竭、通货膨胀、经济萧条，债务雪球越来越滚不动了。精明的热那亚银行家认识到不能再玩“违约游戏”了。

1627年，腓力四世违约之后，热那亚银行家族的大部分资金撤出了西班牙王室贷款。对于继续贷款给西班牙王室的银行家来说，1647年腓力四世的破产代价高昂：所有债务被一笔勾销（除了热那亚银行家有贵金属作为抵押），债权人发现王室的收入已经被提前7年抵押了。

与富格尔家族相似，1627年之后热那亚家族衰落的原因之一也是由于白银业务的利润下降。

与西班牙在“八十年战争”对战的尼德兰联邦财务信用可靠，从未垮台，很少拖欠军饷。与之对照，从1572年1607年，西班牙雇佣的佛兰德军队因为欠饷至少发生了46次哗变。

1576年，哈布斯堡家族的提款机安特卫普遭到欠饷的佛兰德军人洗劫，财富繁荣毁于一旦。尼德兰联邦，尤其是其经济最发达的荷兰省出售长期债券（lifeannuity、perpetualannuity和sinkingfunds等）来融资，凭借阿姆斯特丹的资本优势，利率逐渐走低。

守信的政府和发达的资本市场是尼德兰抵抗哈布斯堡王朝80年的关键因素。正是因为前者的坚韧顽强，尼德兰战场成为西班牙财政的黑洞，在一个又一个十年里消耗着西班牙过半的军事支出。

14至16世纪是欧洲银行家族的辉煌时代，他们向欧洲各王室提供债务融资，赚取了超额利润，也付出了惨痛代价。

从17世纪开始，意大利以及其他国家的私人银行家终于吸取了贷款人反复破产的教训，与主权（王室）贷款（Sovereign Lending）逐渐划清界限。

17世纪，尼德兰很好地展示了一个严守财务纪律的政府可以从公债市场得到长期低成本资金的支持，欧洲君主国竞相效仿，资本市场渐渐成为主权贷款的蓄水池。

1688年光荣革命后，奥兰治亲王威廉带来的金融人才重塑了英国的金融体系，阿姆斯特丹的金融中心地位于18世纪后期被伦敦取代。

（作者：祁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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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银行的资本金类型是什么

商业银行资本。根据查询意大利银行相关资料得知，意大利银行的资本金类型是商业银行资本。意大利银行是意大利的中央银行。1893年由托斯卡那国民银行、托斯卡那信贷银行和国民银行合并而成。

为什么全球化会发生逆转

显然，经过长期由全球化和全球贸易推动的经济增长之后，各国政府在经济困难时期越来越多地寻求保护本土产业。WTO的一项统计表明，其成员国自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已经推出了2100多项限制贸易的措施。

本文显示，经济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特别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打击下，各发达国家已经出现保护社会的政治要求。但受以往的政策范式影响，这些国家的政府却在本来需要加强社会保护时企图进一步释放市场力量。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作为一种高度制度化的关于全球化的信仰，变成了一种强大的惯性存在，它阻碍着政策制定者们去有效地应对2008年至今的后经济大萧条时代（thep.o.s t Great－Recession era）迅速变化的新环境。这是全球化在美国与欧洲遭遇强烈的政治反弹，全球化逆转成为一个现实可能的重要原因。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竞争的激烈程度和特朗普最后当选显示，经过60年的积累，全球化在发达国家内部造成的紧张关系已经接近爆发的临界点，其标志就是波兰尼所讨论的社会保护已经成为公共政策的重大议题。释放市场力量，推动资本、商品和人的自由流动当然带来了极大的经济福利，但是这些福利的分配却是极为不公平的。精英们获得了更高的工资和投资收入，更丰富的商品选择，以及更国际化的生活方式，而底层民众则不得不因为跨国公司的离岸生产和外包而丧失就业机会和忍受贫困，同时还面对移民带来的日渐激烈的竞争和日益增加的恐怖主义威胁。

这次美国大选的结果对当前这一轮全球化的命运至关重要。特普朗赢得选举，美国几乎可以肯定将向限制自由贸易的方向转变。TPP基本已经不可能在近期内再被提上议事日程，美国非常可能要求重新谈判NAFTA。美国在外交上也有可能开始变得"内向"，在世界各个冲突的热点地区减少干预。剩下的问题只是特朗普政权将以多快的速度，将全球化逆转推进到什么程度。当然，虽然目前美国共和党已经在参众两院同时成为多数党，共和党主流与特朗普在许多政策上观点完全相反，特朗普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推行他在选举中宣示的政策还有待观察。然而，不容置疑的是美国将在与自由贸易有关的议题上变得更为保守。

全球化逆转的最大可能是阿瑞基指出的由于金融财政扩张而导致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国际金融当前正处于以全球债务飙升为代表的严峻的形势中。麦肯锡的一项研究分析了2007年至2014年间，47个国家的政府、住房和企业总债务与其经济规模的关系，研究发现债务比率在每一个国家都在上升，一些国家的债务有实质性变化。在美国，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比率从2007年的217%小幅升至2014年的233%。在西班牙则是从241%窜升至313%，日本则从336%升到400%。高债务明显使得该国经济面临更大的风险。

下一轮的金融危机很有可能从欧洲开始。2013年，在塞浦路斯银行危机之后，欧洲为了形成欧元区的银行联盟通过了一系列规章。受限于这些新规，“未来欧元区银行救市的全部负担不应该由纳税人承担。任何国家的政府在救助银行前，首先应该让银行的股东和他们的非高级债券持有者承担大部分账单。”

如今，德国和意大利的银行都遇到大麻烦，但是这些新规禁止两国政府去救助。

德意志银行在美国房地产泡沫中进行了欺骗性的抵押贷款行为，被美国司法部处以146亿美元的罚款，这可能引发德国的金融危机。这件事的时间点让问题变得更糟：明年德国将进行议会选举，德意志银行危机十之八九会削弱总理默克尔在国内和欧洲领导集团中业已脆弱的权力。德意志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未能从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中恢复过来，然而多年不计后果的贷款和全球利率低迷进一步让德意志银行摇摇欲坠的资本基础变得损伤殆尽。金融困境不仅限于德意志银行，德国第二大银行德国商业银行最近宣布进行多达9600个全职岗位的大裁员，将有20%的员工受到影响。

意大利银行最大的问题是英国脱欧公投前就居高不下的不良贷款（NPLs），而且意大利经济根本无法减少不良贷款。在没有经济快速发展的前提下，这场危机会像雪球一样滚起来，因为银行只能继续持有这些事实上违约而无法清除的不良贷款。随着时间的积累，不良贷款（NPLs）的比例已高达意大利银行贷款的17%。更重要的是，这些意大利银行贷款被打包成证券再出售，同时意大利银行又从欧洲其他银行贷款。反过来，这些银行进一步以这些意大利债务为抵押进一步贷款。

作为欧洲第四大经济体，意大利一旦出现问题将形成对欧洲经济的系统性威胁。在一些评论家看来，政府救市可能是唯一的解决办法。然而，受制于欧盟和欧元区的规定和条例，意大利政府脱离危机或救助银行的能力相当有限。

意大利已经计划在12月4日进行公投，这场公投本身关乎该国宪法，尤其是立法机构的权力分配。然而这很可能引起政治经济的混乱。意大利现任总理已经宣布，如果公投结果挑战其立场，他将辞职。如果他辞职，这将给反欧盟的五星运动（MS5）获取权力铺平道路。五星运动已经保证在其执政后将进行一次公投决定是否脱离欧元——因为意大利正在艰难地应对银行危机。意大利公投将会给欧洲带来一个很大的危机：如果意大利脱离欧元，其他国家可能会尾随，最后欧元区可能会崩塌；它甚至会成为欧盟的一个威胁。

一旦爆发新金融危机，必然很快地影响到实体经济；而只要实体经济陷入困境，必然会引发更多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届时，全球化逆转也许将会真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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