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多少钱？

李鸿章到底有没有在签订《中俄密约》的时候受贿

李鸿章在历史上因为“受贿一百七十万”卢布的事件而评价大受影响这件事是有的，是关于《中俄密约》，也就是1896年的《御敌互助援助条约》，这个条约签订的目的是清政府希望借助俄国遏制日本，李鸿章作为清政府方面的全权代表。

在《中俄密约》中有一个议定书，确定了把中东铁路的修筑权交给俄国，为了方便描述，我把大致内容录下来。

“为便于东清铁路交涉之进行，华俄银行董事会决定下列诸事：

(一)拨出三百万卢布作为使事业进行之方便的经费。

(二)该款不得移作别用，其用途之分配如下：

(1)在清帝业已降旨．允将铁路租借权交由华俄银行承办．而李鸿章又以书面文件证明其同意于租借合同之主要条件时．拨付一百万卢布；(2)在租借合同业已最后签字，而铁路路线又经中国官方正式确定时，再拨付一百万卢布；(3)铁路完全筑成时，再拨付一百万卢布。

(三)该款交由乌赫唐斯基公爵与罗特施坦先生，根据第二款所开条件而分配之，并对之负责。

(四)该款由新成立之东清铁路公司支出，作为筑路费用之一部分。”

这三百万卢布的款项，后来不知道被谁传出，说其中李鸿章一人得一百七十万，还说的煞有介事，出自一本《沙俄财政部档案汇编》什么的，拜托，我找这本书很久了，不管中文俄文，诸位哪个手里有一本请联系我！

（插一句，《沙俄财政部档案汇编》这本书，存在的可能性堪忧，如果我编这段故事，我会编一个类似于《华俄道胜银行档案》什么的名字，第一范围足够小，可以出“编”，第二，别人找不到我也可以说这本书是很早以前的，我在某个图书馆角落里翻到什么的，《财政部档案汇编》？任何一个建立了近代档案制度的国家，财政部的档案都不可能给你出”汇编“！）

这笔款项的用途和支付方式，《议定书》中说的也很明确，你见过把行贿数字直接写在条约里面的么。

这笔款项交给“乌赫唐斯基公爵与罗特施坦先生”，这两个人分别是华俄道胜银行董事长和总办，李鸿章1986年6月3日签字《中俄密约》，这两个人6月4日签订《中俄密约》，为何受贿的人要先签字？

当时的俄国沙皇曾经亲自为这笔款项的使用做批示：

“财政大臣：根据业已批准之东清铁路公司之章程第九章及阁下与该公司所商定的协定，俄国政府可以四百万卢布的借款贷与该公司，以供交通部在满洲勘察铁路路线之用。该项借款之期限由阁下斟酌决定之。上意允许阁下从此四百万卢布的贷款中抽出三百万卢布，作为东清铁路租借交涉特殊用项之基金，其余一百万卢布则作为库之收入。该三百万卢布应存于国家银行，或存人一私家银行，此事亦由阁下斟酌之。每次支出该基金时，皆应依照已定之用途。此旨不得公布。

然后俄国财政大臣维特在1896年12月在下面做备注：“1896年12月20日在皇庄财政大臣维特”，1896年12月，协议都签订了这么久了，钱还在俄国，李鸿章这贿收的。

《中俄密约》是李鸿章签的，签完之后，李鸿章就去了美国，其后的一切事务处理，全由驻俄公使许景澄办理。另一方面，现在我们谈起当时的“不平等条约”，都认为是列强逼着我们签的，其实《中俄密约》签订后，清政府别提多高兴了，当时联俄制日可是既定政策。

最后，在条约里，这笔款项的最后两期交付的时候，李鸿章已经去世了……

事实上，要说李鸿章在办理了那么多外交事件，经营了那么久的洋务后，一分钱的贿赂没收，要谁都不信，但是以李鸿章的聪明才智，加上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积淀，他收贿，特别是在这种事件中收贿，还能留下证据，你就太小看他了，什么?还把收的款项写在条约里，拜托，如果真是李鸿章促成了《中俄密约》，这种事情李鸿章愿意做俄国还不愿意做呢！

李鸿章是一个爱国的人，还是一个叛国的人，他贪污了多少钱财？

应该是爱国的，因为他把自己贪墨的影子后来都用作军饷了，但是他也贪墨了国家银子，对于他的叛国他自己也是有苦说不出。

晚清四大名臣之中的李鸿章，也是其中最能贪墨之人。李鸿章，兴办淮军，抗击太平天国，这都是李鸿章一生的亮点，而李鸿章一生污点更多，马关条约，辛丑条约，都是在李鸿章的主持之下签署的，可以说这两个条约，让李鸿章背尽了黑锅。

李鸿章除了背黑锅以外，还有一项恶习令人不齿，那就是喜欢贪墨。李鸿章有多少钱财？李鸿章的钱财的确是不可数的，毕竟李鸿章也未曾经历过抄家，到底有多少私产，却是没人能说得清的。有一种普遍的说法，那就是李鸿章贪墨了大概四千万两白银，李鸿章的买卖遍及各个行当，不说洋务运动的众多实业公司，很多票号，银行也都有李鸿章的股份参与其中。

1896年的时候，俄国与大清签署了中俄条约，这一条约不用想，肯定也是卖国条约。当时的李鸿章与沙皇密谈了很久，两人的讨论内容自然少不了关于东北权益的，李鸿章竟然在华俄道胜银行中多出了三百万卢布的钱财。李鸿章签署的卖国条约，还可以说是背黑锅，但从俄国那边吃回扣，却是百口莫辩的。李鸿章虽然贪墨众多，但其中一大部分都用于淮军等军费支出，真正就在李鸿章手里的可能只有一小部分。这部分，竟然也有几千万两，由此可知李鸿章确实是贪墨严重。

李鸿章真的收过俄国人的钱吗

1896年5月18日，中国特使李鸿章到俄罗斯旧都莫斯科参加沙皇加冕典礼。根据美国记者的报道，在参与典礼的各国来宾中，李鸿章所受到的欢迎最为热烈，其排场仅次于加冕典礼的主角沙皇夫妇的入城仪式。

当然，在红地毯、仪仗队和隆隆的十九响礼炮声中，俄国人所要传达的，绝不只是对一个“大政治家”（俄国财政大臣维特语）的景仰，也绝不只是展示“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而是有着更为现实的利益考量：“借地修路”，借中国之地，修俄国之路。西伯利亚铁路可以从赤塔直线通向海参崴，所“借”之地归俄国所有，并可以派兵驻守。在这个如意算盘之外，一道精美的包装打动了中国人的心：中俄结盟，对抗日本。

这当然是一笔大买卖，所以俄方坚持要求李鸿章出访，而清廷也愿意玉成好事。甲午战败后，俄国联合法、德，强压日本归还辽东半岛，这在中国朝野赢得了广泛的尊重和感激，甚至也引发了清廷外交战略的大调整。民国著名历史学家李宗侗就认为，三国干涉还辽后，中国的外交由“一体拒外”变为“有联有拒”，而“联”的对象，首先是俄国。李鸿章以古稀之年出使欧美，本身就是一个强烈的信号：天朝帝国终于放下身段，开始主动以平等的身份参与国际政治了。

除俄国外，欧美各国也纷纷向李鸿章发出邀请。俄国财政大臣维特在回忆录中说，俄国当时很担心李鸿章先访西欧再到俄国，那样李鸿章可能会“深受欧洲各政治家种种诡计之影响”。因此，沙皇专程派遣乌赫托姆斯基公爵前往苏伊士运河北口的塞得港迎候李鸿章。李鸿章在向总理衙门报告行程的电报中也说，已经与俄国约定，“免由法德行，至多周折”。

李鸿章访俄，是一台“加冕典礼搭台、中俄盟约压轴”的大戏。在俄期间，李鸿章多次受到沙皇接见，有时甚至完全是极度机密的会谈。俄方强调对中国并没有任何领土野心，李鸿章与沙皇秘密会见（1896年5月7日）后，报告北京说：“（沙皇）谓我国（俄国）地广人稀，断不侵占人尺寸地，中俄交情近加亲密，东省接路实为将来调兵捷速。中国有事亦便帮助，非仅利俄，华自办恐力不足。”

中国方面主张联俄的，不少还是李鸿章的政敌。李鸿章的首要政敌翁同龢就曾在日记中说“联俄结俄之事，同龢已视为必然”。在李鸿章离京前，翁同龢居然专程拜访，密谈联俄大事。而李鸿章从俄国所发回的所有密电，也均由翁同龢与张荫桓亲自译码，连军机章京都不能经手。

对于联俄的必要性，张之洞认为，五大国中，英国为商业利益大挖中国墙脚，法国依仗教会诱拐中国百姓，德国无任何殖民地与中国接壤，美国从不肯卷入他国的纷争，因此只有俄国能“立约结援”。而且自康熙皇帝与沙俄签订尼布楚条约以来，两国已经是有着两百年交往的“盟聘邻邦”，“从未开衅，本与他国之屡次构兵者不同，且其举动阔大磊落，亦非西洋之比……正宜乘此力加联络，厚其交谊，与之订立密约。凡关系俄国之商务界务，酌与通融……若中国有事，则俄须助我以兵，水师尤要”。就是说，为了与俄结盟，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俄国开出的价码，仅“借地修路”一项，当然令清廷喜出望外。仅经过几次电文往来，中俄密约就迅速得到了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的批准。吊诡的是，尽管李鸿章此时正夹着尾巴做人，对北京的指令言听计从，日后这笔“卖国”的账却依然只记到他一个人头上。

李鸿章在俄国的长时间逗留，令西方各国嗅到中俄之间正在发生某种大事。这一时期的西方报纸，都充斥着对中俄密约的猜测，以及两国政府对此的坚决否定。

一个广为流传的疑案是：俄国政府为密约向李鸿章行贿300万卢布。当时任俄国财政部办公厅主任的罗曼诺夫，和李鸿章在俄期间的“全陪”乌赫托姆斯基，都提到过有这样一笔特别经费。这笔对李鸿章的政治品格杀伤力极大的特别经费，虽名为“李鸿章基金”，但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是李鸿章收取的贿金。能够确认的是：一、的确存在这样一笔“交涉特殊用项之基金”；二、这笔基金一直存在华俄道胜银行账户中，由俄国财政部总务厅管理支配；三、这笔基金的确有170万卢布被中国人领取；四、该笔基金更多的是被沙皇本人当做了小金库，支出浩大。

中俄密约墨迹未干，俄国便突然翻脸，先是和德国一起演了出双簧：德国借口要为被“暴民”杀害的传教士讨个说法，出兵胶州；俄国以协助中国为名，随后派出军舰占据旅顺大连。史家一般认为，在中俄密约一事上，中国被暗算了，黄遵宪在挽李鸿章的诗中就有“老来失计亲豺虎，却道支持二十年”的慨叹。

中俄结盟，对俄而言未必是权宜伎俩。孙子兵法曰：“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攻。”在甲午战争“伐交”层面上，日本正是在英日条约修订后的次日，才敢下达向中国开战的总命令的。而英国扶持日本的目的就是遏制俄国。作为反制，中俄结盟对俄而言是必然的战略选择。英国报刊上就有评论认为，中俄结盟完全是有利双边的选择。

维特则认为，俄国执政者后来的短视，破坏了中俄密约的战略意图。他直率地指出，俄国强占旅顺大连的“侵夺行动，实为反条约，达到极点”。他担心如此背信弃义，会将刚赢得的中国对俄的好感一扫而空，对俄罗斯极为不利。为此，他与军方进行了激辩，甚至要求俄军立即从旅顺大连撤军，用实际行动赢回中国人的谅解。

维特的担心成了事实，俄军的铁蹄令中国人、尤其是李鸿章承受了前所未有的被出卖、被愚弄的痛苦和愤怒。经此创痛后，中国的外交再度由“有联有拒”往回收缩，且不只是退回到“一体拒外”，而是“一体仇外”，终于爆发了玉石俱焚的义和团运动。在随后的日俄战争中，尽管清政府宣布中立，但无论朝野，都一边倒地站到了日本的一边……

一段以海誓山盟开始的浪漫情感，本可以发展成相濡以沫的模范婚姻，却在野心者的短视中成为苟且的偷情，中俄之间从此注定挣扎在互不信赖却不得不时时勾肩搭背的孽缘之中。而对于1896年正沉浸在加冕盛会狂欢中的李鸿章而言，他所能做的的确只有为自己“以夷制夷”的再度成功而自豪，并终于有了足够良好的心情，去会见那等候在下一站的伟大的俾斯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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