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企业贷款条件？

对于当前的新患肺炎，香港银行推出了哪些应对疫情的金融支援措施？

鉴于新冠肺炎疫情持续，每个地区都在采取相应的措施。由于新型冠状病毒爆发严重打击香港经济，香港大部分银行已经宣布推出临时纾缓措施，其中包括包括受疫情影响较严重的个人及工商客户按揭贷款可以暂时“还息不还本”。 同时金管局已协调香港银行业为企业和个人用户提供支持措施，协助其抵御疫情冲击。

1.对于企业

银行大多都认为在此次疫情中，受到疫情冲击的中小企业众多、涉及层面非常的广泛，除了零售、餐饮，酒店这些消费行业以外，其中还包括进出口和运输行业同样受到了很大的影响。银行为了减轻企业现金流压力，香港银行已经推出相应的支援措施。采取的措施有很多，例如延迟还款或贷款展期，进一步减免费用，提供无抵押贷款产品予以企业应急，设立特快审批通道处理贷款申请，为进出口行业延长贸易融资还款期以配合被疫情拖长的贸易周期；允许用户申请将贸易融资额度暂时转为现金透支额度，使企业可以灵活调配资金；为部分受影响的运输行业客户提供还息不还本或贷款展期安排等。这些支援措施都能够有效帮助到中小型企业。

2.对于个人

香港银行均已经或将于短期内推出纾缓个人财务困难的措施，其中包括容许住宅按揭贷款暂缓偿还本金、减免信用卡借款费用等。

（1）.住宅按揭贷款暂缓偿还本金的安排，金管局在会上表明，尽管银行在正常情况下须遵守住宅按揭贷款期不超过30年上限的监管要求，但如果客户有特殊需要，银行可以根据个别情况弹性处理贷款年期上限。香港按证保险有限公司在会上表示，鉴于银行为借款人提供“还息不还本”或贷款展期的安排，香港按证保险有限公司也会允许使用“按揭保险计划”的借款人申请这些措施。

（2）.减免信用卡借款费用，减免一部分信用卡借款所产生的一部分费用，减轻还款的压力。

总的来说，无论是对企业还是个人，香港银行都做出来相应的金融措施，减轻了大家的负担，同时让很多小型企业以及个人度过了难关。

内地人什么条件可以过来香港办理香港贷款

借款人所需条件

1. 年龄在18-60岁的自然人（港澳台，内地及外籍亦可）。

2.具有稳定职业、稳定收入，按期偿付贷款本息的能力。

3.借款人的实际年龄加贷款申请期限不应超过70岁。

扩展资料

港贷特征

1、人民币贷款的年利率是央行规定的基准利率的上下浮动不超过百分之三，按现阶段的情况，一般上浮，可以达到年贷款利率百分之七到九，人民币贷款年限，各家商业银行根据风险控制要求自行决定 。

2、港币贷款的年利率是银行根据香港的规定决定，年贷款利率是百分之三到四之间，贷款利率比人民币贷款利率低一半；港币贷款比人民币贷款的差别，以同样贷款100万价值的人民币来计算，一年可以节省银行贷款利息3-4万，对于广大的创业者来说是不错的选择。

借款人满足条件后应提供的材料

1. 夫妻双方身份证、户口本/外地人需暂住证和户口本。

2.结婚证/离婚证或法院判决书/单身证明2份。

3.收入证明（银行指定格式）。

4.所在单位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公章）。

5.资信证明：包括学历证，其他房产，银行流水，大额存单等。

6.如果借款人为企业法人的还必须提供经年检的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企业章程、财务报表。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银行贷款

内保外贷的存在问题

随着中国外汇储备节节攀升，中国的外汇管制正由“宽进严出”向“严进宽出”转变。而在放松资本管制方面，最具实效的则是开放了金融机构向海外开立备付信用证（Standby Letter of Credit）以支持企业海外融资业务，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国门。

2010年中，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了《关于境内机构对外担保管理问题的通知》，对内地银行向海外开出外币担保融资函实施额度管理，即“内保外贷”——银行对外担保的融资额度不能超过银行本身净资产的50%。

即便存在上述额度控制，在使用人民币开出备付信用证担保海外企业融资方面依然属于全面放开，毕竟该项措施与中国货币当局着力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举动紧密相关。

套利兴起

所谓“内保外贷”的人民币备付信用证融资程序为：内地企业a公司将一笔人民币资金以定期存款方式押给内地银行，内地银行据此存款的金额向海外开出一张人民币的备付信用证担保海外的b公司向海外银行融资。

与此相应的是，中国香港地区的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迅速。2010年7月，中国央行与中国银行（香港）对人民币清算协议进行了补充修订，扩大了人民币业务的适用范围。根据修订后的协议，允许任何企业自主开立人民币账户；尤为重要的突破是，出于任何目的的账户间资金转移，不再受限于是否与贸易结算相关；允许香港银行推出与人民币关联的产品，如定期存款、人民币可交割远期合约、共同基金以及保险产品。

政策放宽的副产品是，相关套利应运而生。一个典型案例是，一家进料加工高档化妆品的企业，注册资本金2000万元，其历年来的资产负债表显示，流动资金（经营所需的货币）从未超过5000万元，净资产也就3000万元多一点。总资产亦不过12000万元。但却一次性筹集人民币2亿元现金押给内地某银行，开出了以海外关联公司为受益人的相应金额人民币备付信用证在海外融资。赌外币与人民币利差和汇差的心态昭然。

在宏观层面上，在推动跨境人民币贸易结算业务方面，中国央行的各大区域分行、各沿海城市的金融办之间存在一种相互竞争的关系。这不仅是工作成绩和面子问题，还牵扯到诸如国际金融中心、人民币贸易结算中心等关乎城市功能定位的问题。

由于深圳与香港的天然优势，很多香港公司的内地总部都设在深圳，这也导致了全国跨境人民币结算排名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即深圳排名第一、北京第二、广东（除深圳)第三。

6月，中国央行发布的《2010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显示，深圳银行业在发展跨境人民币贸易结算业务上处在全国领先水平。截至2010年末，已累计办理跨境人民币业务6802笔，金额1179.9亿元，分别比上年末增长60.2倍和169.3倍，业务金额占全国的20.3%，居第一。

规模不小

由于人民币备付信用证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属于“表外科目”，即“或然负债”(Contingent liability)，本意为或有或无、一种对行为主体暂时无法确定的债务，加之中国货币当局在力推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的大前提下对其放任，故而全国“内保外贷”的人民币备付信用证融资总额不容低估。虽然具体数字难以查明，但可以在如下四个方面推测：

1.有国内银行高管透露，在目前国内信贷放款趋紧，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攀上历史新高的状况下，此类内地押人民币、海外贷外币的业务大受欢迎，成为该行力推的主要业务，以至于该银行与海外多家银行彼此间商定的年度信用融资额度相继告罄。其中，企业是认为可以套利，商业银行则是在信贷收紧下有着吸收人民币存款的压力。

2.中国央行官员在2011年5月19日表示，央行当前力推的“最主要的跨境人民币贸易结算业务，去年实现5000亿元的规模，在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量中占2%左右的比例。今年的前4个月已经达到5300亿元，超过了去年全年，占同期进出口贸易量的5%”。跨境人民币贸易结算业务的爆发式增长可见一斑。这其中混杂了多少“内保外贷”的融资，尚无统计。

3.过去30年来，由于中国严格的外汇管制措施，内地企业在香港的关联企业被强制结汇，缺乏抵押给当地银行的外币资产，因此，他们在港融资可谓寸步难行，如今却峰回路转。4月香港金管局的资料显示，2010年底的内地非银行类客户贷款上升了4440亿港元，升幅达47%，主要为美元贷款。同时亦披露内地非银行类客户贷款在港获取的主要手法，是使用内地银行开出的人民币备付信用证担保。

香港金管局总裁陈德霖指出，该类借款人主要是内地大型国有企业、红筹公司或其附属公司，或由省（市）政府拥有的公司。其中，“约60%是以内地的银行存款提供十足抵押，或由主要内地银行提供担保的。”由于对内地非银行类客户贷款的大幅飙升，以至于2010年香港银行的贷款总额增加9400亿港元，增幅达29%。

香港金管局6月14日发布的季度报告显示，今年首季香港整体银行业的非银行中资企业贷款额，由1.621万亿港元增至1.799万亿港元，增幅达11%，占总资产比例由11.6%增至12.3%。

4.内地非银行类客户在香港获得贷款后，还回流至内地，这也从中国官方数据得到佐证。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银行代客结汇为13304亿美元，银行代客售汇为9327亿美元，顺差为3977亿美元。而2011年1-4月，银行代客累计结汇5056亿美元，累计售汇3268亿美元，银行代客累计结售汇顺差1788亿美元。这些美元顺差，除大部分属于贸易项外，也有一部分是“内保外贷”的贷款回流。

从以上四点，虽不足以定量判断“内保外贷”的规模，但足见其数量庞大。

有利可图

一笔“内保外贷”的人民币海外融资业务，给内地开证银行带来三重好处。第一，在资金如此紧张、银行同业之间存款大战白热化的情况下，开证行获得一笔稳定的年付息3.25%人民币定期质押存款，如天上掉馅饼，无论是放贷或拆出均稳赚不赔。

第二，开证业务为内地银行带来可观的国际业务结算量。

第三，该项业务因为符合监管当局大力推动的“人民币跨境贸易业务结算”，所以不受央行、银监会的监管指标限制。

而企业方面之所以积极筹集资金多做、快做此类业务，是因为可观的本外币利差和升值预期下汇差提供了套利空间。目前国内人民币存款年息为3.25%，而海外美元贷款利率仅为1.8%（2011年5月30日的LIBOR年息为1.73%），一个流程下来，可获利（3.25%-1.73）1.52%，若加上人民币每年升值5%，则稳拿6.52%。

笔者发现，2010年以来中国央行以抗通胀为目的而进行的4次加息，都不同程度地促进了香港金融市场人民币套利业务的暴发性增长。例如，2010年10月以前，中银香港的人民币额度只用了20亿元（9月香港人民币跨境结算额较8月还下降了22.5%）。但在中国央行宣布加息后的短短8天里，该行的人民币额度用掉了60亿元。2010年10月27日，作为香港人民币跨境贸易清算行的中银香港宣布，人民币贸易结算兑换额度80亿元已用尽。既然国际金融中心城市以货币的自由兑换和出入自由化为特征，香港成为货币套利的主战场也就不足为奇。

累积外储

此类由内地企业主导的海外融资业务，并非为了满足海外拓展的需求而是套取利差和汇差，却为中国日益高企的外汇储备火上浇油。

该类企业在海外拿到外币资金后有三种操作方式可供选择。

第一，是设法将该笔资金调入内地结汇成人民币，然后再次以定期存款的方式质押给内地银行来向海外开出人民币备付信用证融资，如此反复循环。假如操作10次，则这笔资金以杠杆形式撬动同等金额的外币9次向银行结汇，商业银行再转售给中央银行，以至于央行的外汇储备库存暴增。

第二，海外关联企业在香港的银行获得此笔外币贷款之后循正规途径，用来支付进口商品的货款。并利用金融衍生工具在海外操作获利：海外关联公司在向内地出口之后，利用应收内地的人民币债权，特别是银行担保信用，在海外申请低息美元贴现，到期利用NDF(无本金交割远期)汇率卖出人民币归还美元贷款，获得汇率和利率的双重套利。这种用以支付进口商品的贷款，还可以堂而皇之地被称为“对冲汇率风险”。

更简单的操作是，该笔商品在内地销售后获得人民币，转手押给内地银行开出一张人民币备付信用证，再向海外融资。这类操作的特点是合法合规，尽管商品销售有一个稍长过程，但精明的企业可以将进口单据转让贴现，加快资金周转。

这类操作虽然进口了商品，却无需购汇付汇，这是近期央行结售汇顺差较高的原因之一。

第三种是介于第一与第二之间的一种混合操作。即开证公司在海外获得资金后的回流采取一半是进口商品、一半是货币的形式，该类运作较为隐蔽，易于躲过监管，故诸多从事进出口业务的外贸公司好为之。

以上方法殊途同归。以内地信用向海外融资引起的连锁反应是，外汇占款剧增，基础货币大量被动投放，通胀居高不下。

央行公布数据显示，2011年一季度，中国国际储备资产增加1412亿美元，继续保持增长态势。

另一方面，香港政府表示，港元贷款由2010年初以来一直高速增长，并高于港元存款的增长速度，本地银行的港元贷存比率由2010年初的71%，上升至今年3月的82%，已逼近金融危机爆发前夕的水平。

潜在风险

假如人民币能如预期升值，则质押给内地银行开出人民币信用证的企业，按期以低于借款期的汇率购买外币汇出，归还海外银行的贷款。海外银行获取一笔贷款利息及相应的结算费用；内地银行获得一笔定期存款的使用权及相关费用；而开证企业获得稳定的利差汇差收益，甚至加上商品销售利润。上述三方皆大欢喜。

但是对于中国的宏观大局而言，这种跨境人民币贸易结算名义下的“内保外贷”在实际结算中并未使用人民币，以至于所期望的以人民币支付进口商品推动人民币走出海外的事实并未发生。反而由于海外（贷款）资金以进口商品或其他渠道与形式大量涌入内地，加大了内地的流动性，令宏观调控更加艰难。最近央行和银监会公布的两个数据值得高度关注：一是到2011年4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75.73万亿元，同比增长15.3%；二是到2011年3月末，银行业金融机构境内外合计本外币资产总额突破100万亿元，达101.2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8.9%。

值得注意的是，假如美联储宣布加息，或由于其他原因导致人民币贬值，则会产生资金流动逆转，套利的国内企业谋利落空而放弃在内地质押给银行的人民币资金，而将海外借贷来的外币据为己有，一走了之。这样的结果是，企业拿到的是升值了的外币，至少不受损；而内地银行将人民币承兑付出后也没受损失，但海外银行拿在手中的就是一笔贬值的人民币，潜在风险于是爆发。

目前，尽管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依旧，零利率水平未变，但部分香港银行已开始对贷款加息，如富邦、信银国际、建行亚洲及永隆等一批中小银行。

香港金管局总裁陈德霖于5月18日在金管局网站撰文指出：虽然美国收紧货币政策的周期尚未展开，而香港银行体系总结余庞大，同业拆息仍会维持偏弱，但由于来自不同环节，包括内地相关企业的贷款需求强劲，银行贷存利率很可能继续面对上调压力。他特别向那些热衷于向内地在港的关联企业放贷的香港本土银行提示了相关风险。

此类海外银行在上述套利环节中有如击鼓传球中的最后一棒，不得已被动参与其中绝非长久之计。毕竟，银行是一个经营货币信用的企业，当预料到手中货币有贬值风险时，金融市场上对该类弱势货币的抛售就开始了，资金流动逆转，大批银行将于同业市场上抛售，多米诺骨牌效应尽显。

监管缺失

目前，中国金融管理体制上，国家外汇管理局及其分、支局是对外担保的管理机关。国内金融机构的对外担保业务由国家外汇管理局监管，但国家外汇管理局是依据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而依法行使对金融机构监督权的。可是，人民币是本币而非外币，这令国家外汇管理局失去了管理人民币备付信用证融资的法律依据。

长期以来，中国金融机构的对外担保管理是国家外汇管理局的强项，毕竟过去海外机构能接受的担保标的货币肯定是美元等国际自由兑换货币，于是该项业务很自然地划入了国家外汇管理局依法行政管理的范畴。可如今人民币国际化异军突起，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如火如荼，但是相应管理法规却没有跟上，目前央行对该项业务的态度是既不要求各商业银行上报数据，更没有发放指标加以限制，而是采取一种默认的、放任自流的政策，导致管理缺失（见表）。

逆转之忧

除了内部监管缺失，还要关注外部环境发生变化、国际游资涌向新兴市场的趋势可能发生逆转。

“或然负债”虽说是当前一种暂时无法确定的债务，但变为现实债务的条件一旦成熟，则具有很大杀伤力。

以韩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的表现为例，1997年10月，韩国官方外汇储备为310亿美元，但韩国的商业银行却被查出有600亿美元的短期（或然）外债被刻意隐瞒了。消息扩散，随即诱发资本外逃、韩元贬值风潮。仅一个月，韩元兑美元的汇率就跌破1000∶1，两个月后再破2000∶1，形成大批企业倒闭、整个国民经济遭受重创的严重局面。

当前面临的问题是，假如美国经济复苏强劲，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后提高基准利率，美元一改数年来的颓势转而强劲攀升，人民币由升值预期转向贬值预期，此刻就会发生国际游资退出中国、趋利的国内中小企业临阵倒戈大幅抛售人民币而转持美元、国际金融市场发生大逆转的环境。

据《华尔街日报》最新报道，在大多数投资者押注人民币升值习以为常之际，有些对冲基金却对中国越来越不放心，他们认为人民币势必走软。例如纽约一位管理着数亿美元资产的基金经理最近解除了看涨人民币的头寸，转而买进看跌期权。他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经济硬着陆的风险正在加大。

对于“内保外贷”的现象，引起的连锁反应是内地银行依据事先约定在贷款人没有按时还款的情况下将人民币划到海外银行。表面上，内地企业通过海外关联企业获得了一笔处于升值中的强势外币，内地银行向海外银行划付的是一笔大力推动要“走出去”的人民币，看似双赢。

然而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任何一种货币的国际化，是该国硬实力与软实力的综合表现。一种货币能否实现国际化地位，依据的是该货币在国际金融市场的信用和便利，而不可能是某种套利机制引发的短期流动。

况且，任何银行对外币的持有量都有一个事先划定的限额。尤其是在国际金融市场剧烈动荡的今天，隔夜持仓量都被严格控制。再加上人民币贬值预期，在中国实施资本项下外汇管制的条件下，被动持有内地银行履约偿付人民币的外资银行必然大量抛售人民币，在香港市场上，这些人民币的接盘者表面上是中国银行（香港），实际最后的接盘者还是人民币发行方——中国央行。这就给央行带来了风险。

套利交易是10多年前酿成亚洲金融危机的主因之一。当年日本央行为抵御国内通缩，奉行低利率政策，给了国际炒家们借入日元到东南亚套利的机会；而今这样的跨境套利则发生在美元和人民币上。美联储一而再、再而三的量化宽松政策开闸放水、资金泛滥，联邦基准利率降至历史新低。反其道而行之的中国央行为打击国内通胀，自2010年10月以来4次加息，不断地加大了境内外本、外币的存贷款利差，吸引各种热钱借道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进入内地套利。可以单从货币供应对通胀的影响来看，中国央行加息有着一定的副作用，要尽量少用。

一般而言，央行加息能达到抑制国内通胀的目的，但在许多套利资金假跨境人民币贸易结算之道，谋利率汇率升值之利的情况下，央行加息反而引起热钱流入，继而增加了国内市场上的资金供给，从而推动物价上涨。这就是特定条件下的加息悖论。中国央行从第一次加息至今已经过去了8个多月，中国的CPI不仅没有回落，反而与利率同步攀升。其中固然有其他原因，但套利的作用也不可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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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货币的不可自由兑换和相对保守的金融发展策略，中国金融业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损失较小。但是，与国际银行业相比，中国金融业的整体实力仍然存在很大差距。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中国金融业面临哪些现实问题和困境，应该采取什么应对策略？带着这些问题，本刊记者对上海银监局局长阎庆民进行了专访。

《董事会》:您是位非常关注全球变化的金融监管者。目前，美国CDS市场的风险尚未完全释放，花旗集团的出路也尚未清晰，新政府的救市一揽子新政还没明朗，通缩预期弥漫……您如何评价美国及全球金融局势的最新变化？

阎庆民:从2007年4月主营次级房贷的新世纪金融公司(New Century Financial)倒闭算起，美国次贷危机已经延续了20个月，不仅至今仍未有见底迹象，而且愈演愈烈。目前已从金融领域蔓延至实体经济，引发了自“二战”以来欧、美、日三大经济体首次同时陷入衰退，并进一步波及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为此，世界各国相继出台了系列经济刺激计划。最近，美国当选总统奥巴马再次提出预计金额高达775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其中减税规模可能超过3000亿美元。从国内来看，中央召开了经济工作会议，国务院先后出台了扩大内需的“国十条”、促发展的“国九条”以及“金融三十条”等“保增长”政策和计划。尽管各国都在积极应对危机，但此次大规模的国际经济衰退可能还会延续一到两年，同时金融业的恢复也需要一定时间。

《董事会》:受危机影响，近来外资银行连续低价tx 中行、建行，您是否有所关注？您怎样看待汇金增持A股与外资减持H股的关系，中国有关部门是否应当采取对策？

阎庆民:(外资银行连续减持)还是缺流动性，加之原协议中锁定期是三年，故减持也是可理解的，因为减持以后还是大股东，不影响占股的比例。现在市场不太好，也看不准，相对来说，这个价位还可以。对策还谈不上，因为现在大家还不知道里面有没有其他一些深层次的因素。

对于汇金，从战略上讲应该对应持股，对应增持。我们其实可以持有外资银行一部分(股权)，这样大家利益栓得更紧。稀释与反稀释，增持与反增持，通过双向的合理互动，保持资本话语权，形成新的合理的公司治理阶层，我认为是有战略意义的。

《董事会》:作为曾经直接监管、参与工行、中行、建行的改革、重组和上市工作的官员，您对三家银行有何具体评价？

阎庆民:中行、建行包括工行，由于客户群、成长基础的差异，每家银行有各自的特色。相对来说，5万亿资产的建行规模小一些，我们认为，通过改革重组上市，它的运营更稳健些。

建行的客户群相对集中单一，成长的基础主要是建筑类企业，这条线比较清晰。地产类的比例也适中，包括按揭、开发类的全口径贷款，预计最多也就是1/3。

工行大量承担了84年代人行分离出来的工商信贷，这里面有一些属于禁止类的产业，有些是高耗能、高污染、资源型的，这就要逐步退出，而退出过程是漫长的，会形成一些不良贷款。通过股改，我们解决了一些，但还是留下很多属于限制类的，像钢铁、电解铝。对于房地产业，工行的信贷比例不太高。

中行最早定位是外部专业银行，境外分支机构多，涉及很多三资企业、进出口企业，还有部分工商类企业。这次中银香港因为迷你雷曼债券一事，香港金管局给予了盈利预警。

《董事会》:总结反思之下，中国金融体系的现实问题和困境是什么？需要进行怎样的进一步改革？

阎庆民: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金融体系建设及金融监管也取得了巨大进步，尤其是占主导地位的国有商业银行经过股份制改造并成功上市后，在公司治理、内部控制、问责机制建设、财务状况改善等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效，为积极应对此次金融危机奠定了重要基础。但与国际银行业相比，我国银行业在公司治理水平、金融创新能力、风险管理有效性等核心竞争力方面仍存在较大差距。

其中，公司治理是最重要、最关键的，正如你们《董事会》杂志说的，中国特色的董事会如何发挥它的核心作用。

因此，需要“借危机、兴改革”，在系统反思和汲取危机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继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有效提升银行公司治理水平、制定科学的发展战略、强化全面风险管理、培育金融创新能力并加快IT系统建设等。换句话说，就是要做好自己的事情，致力于全面提升中国银行业的国际竞争力。

《董事会》:银行业自身治理的缺失，是导致其风险控制能力偏弱的重要原因。刘明康主席近期说过，现在是银行业完善公司治理的最好时机。在目前董事会授权不到位、缺乏独立性的情况下，如何把握外部监管的度？在当今时局下，银行业如何提高内部治理水平？

阎庆民:公司治理是银行创新发展的关键，但又恰恰是规制监管所鞭长莫及的领域，外部监管所能做的往往是强化原则导向监管，如明确公司治理原则，通过指引等向银行业推荐加强公司治理的良好做法等。更为重要的是，银行从本质上讲是一个信息处理中心，其盈利的根本在于比交易对手占有更多的信息，拥有更加丰富和完善的信息处理手段。而外部监管者始终不会比银行内部的人拥有更多的信息内容。

通过这五年的改革，银行业董事会发挥了一部分作用，但总体感觉在公司治理过程中，董事会下面的专门委员会(审计、管理、战略、薪酬等若干功能委员会)作用发挥不充分，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因此，有效的监管需要引导与督促银行强化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功能，尤其要注重发挥董事会及其下设的各专业委员会的积极作用，重点关注并评估银行董事会的结构、董事的独立性和专业素质以及尽职与否、专业委员会的作用发挥情况等，以形成内外合力，共同提高银行的内部治理水平。

这也和我们的特色有关系。党委会书记通常是董事长，董事长通常也是党委会书记，一身兼两任。如何发挥他们的作用，需要我们进一步探索。

《董事会》:对于国有绝对控股的大型股份制商行，在未来的银行业监管框架中，出资人会否加强对下属银行董事会运作的全面考核？

阎庆民:现在严格来说没有太多对它的考核。

与国资管理体制不同，中组部直接管理11家银行类金融机构(工农中建交＋三家政策性银行＋中信、光大＋中投)，主要是干部管理。

对于已进行股份制改革的银行，中投作为出资人，尽管有回报，但没有办法进行百分之百的考核，只能对这些银行的三大类七项指标进行考核，衡量其经营好坏，包括资产类的贷款比例、效益类的ROE\ROA、成本类的成本收入比\拨备覆盖率\资本充足率等，是通行的国际惯例指标。

银行是垄断、负债性的，不是竞争性的，需要中央高度垄断、高度集权，比较特殊。所以，我们对银行董事会的考核和国资委不一样，只能牺牲些效率追求安全。

《董事会》:从银行监管者角度，您一直强调实施宏观审慎监管，这是一项长期坚持的方略，还是经济危机期间的短期选择？2009年银监系统工作会议之后，当前宏观审慎监管的重点是什么？

阎庆民:金融业是一个高负债、高杠杆、高风险的行业，对整个经济而言，银行及其提供的金融服务具有公共性质，有较强的外部性。因此，强化宏观审慎监管是一项需要长期坚持的方略，而不是当前危机期间的短期选择。一方面，银行经营具有明显的“亲经济周期”特性，需要“逆经济周期”的宏观审慎监管；另一方面，则是切实防范银行系统性风险的需要。在当前形势下，宏观审慎监管的重点是，在“保增长、促发展(调结构)、防风险”的总体要求下，督促银行业坚持审慎经营原则，强化全面风险管理，促进银行业稳健发展。一是根据“有保有压、区别对待”原则，通过信贷结构调整，有效落实国家产业政策，切实做好信用风险防范工作。二是要高度重视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有效防范跨市场风险的传递和蔓延。尤其是对于创新金融产品，如理财产品等，要按照“风险可控、成本可算、信息充分披露”要求强化管理。三是经济下行阶段往往是操作风险上升的时期，需要银行认真抓好合规管理、案件防控等预防工作。

《董事会》:您认为，宏观审慎监管应当注重协调性、协同性。有上海学者指出，中国应尽快建立跨部门的宏观预警机制。对此您怎么看？

阎庆民:宏观预警非常重要，但要真正做到科学有效，需要一个不断磨合和探索的过程。我想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进行探索:一方面，在政府层面探索建立跨部门的良好磋商协调机制。当前我国有多个部门涉及经济的宏观调控职能，如发改委、财政部、人民银行等三家宏观调控部门以及行业或产业部门等，各部门之间的政策协调和信息共享显得非常重要。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宏观预警中的积极作用，需要采取措施支持和鼓励包括银行业等金融机构、评级公司、咨询顾问公司、研究机构等在内的各类市场主体加大对宏观经济的分析判断，发挥“看不见的手”在宏观预警方面信息快速、反应灵活的优势，实现政府与市场的协调发展和互动，提高宏观预警成效。

《董事会》:您刚提到要高度重视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而房地产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也是宏观监管需要关注的重要方面。当前这些风险暴露程度如何，能否预测一季度乃至上半年的变化？上海作为开放程度高的地区，对于金融市场可能发生的流动性及机构的资产负债变化，现在有没有做好相对应的应急准备？

阎庆民:今年尤其是上半年确实是一个充满挑战的关键时期，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会进一步显现出来。理财产品存在一些问题。对房地产市场而言，一些实力不够雄厚的中小房地产商可能面临较大的现金流压力。同时，一些受冲击较大的进出口企业以及企业集团的信用风险也会进一步暴露。上海银行业主要从三方面积极做好准备工作:一是强化相关的压力测试，把握风险演变方向和趋势，提足拨备，多核销呆坏账；二是加强情景分析和模拟，做好风险处置及应对准备；三是高度关注贷款集中度和关联企业的风险，防止系统性风险的发生和出现。

《董事会》:作为银行表外资产的一部分，理财产品的风险一直备受关注，从监管角度而言，将如何防范风险？

阎庆民:由于中国的流动性比较充裕，所以银行都在想方设法加大票据工具的使用；另外，把信用证、担保等业务放在表外，也可以减轻对资本充足率的压力，规避监管。当然，这中间也出了些问题，例如一些与市场挂钩的理财产品会在春节前后集中到期，特别是投资于QDII的理财产品，面临的浮亏风险较为突出。

与国内银行销售理财产品不同，国际上不少银行对理财产品销售施行的是专业柜台形式，信息充分披露，有分析师、理财顾问提供帮助。

监管者要做的是风险提示，并希望银行“卖者有责”，细分客户，加强对投资者的教育。我们已经督促银行业对每期产品都要进行分析预判，加强事前沟通解释，制定应对预案。二季度银监部门将出台新的管理办法和指引，对银行销售理财产品的资质进行评估，分级授权，实施选择性的监管介入。

《董事会》:票据融资在银行去年11-12月的大量新增贷款中占比不少。对于单个银行来说，可能限制了风险，但因为快速传递、贴现时谨慎不一，且贷款一直留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内，票据融资增长可能会推高未来的系统性风险。对此您怎么看，银监部门有何监管举措？

阎庆民:票据融资是企业多元化融资的一种重要方式，具有融资成本低、手续简便灵活、有利于优化银企关系以及规范企业之间债权债务关系等优势，并且票据融资还是银行业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渠道，目前以承兑汇票为主。监管部门积极鼓励票据融资业务的规范发展，鼓励加大对符合条件票据的背书和转让，鼓励大型企业、上下游企业在当前形势下加大票据的使用，通过银行信用支持商业信用的拓展，支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同时，也要高度重视票据融资业务发展和票据市场交易中的风险问题，及时加强风险提示和监管引导，要求银行进一步规范票据业务发展，强化风险预警功能，加强催收和保全措施，有效防范信用风险。

《董事会》:政府鼓励银行信贷创新，但对于业界期待的创新(例如资产证券化)推进不多。新形势下应如何把握监管与创新的关系？

阎庆民:金融创新是银行业持续发展的推动力，也是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金融发展本身就是创新发展与创新监管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一个演进过程，因此创新不可能也不应该停止。与发达国家金融创新过度不同，当前我国金融发展的问题是创新能力不足，尤其是在高附加值的自我创新以及金融创新的风险管理技能等方面仍有着很大差距。监管部门将坚持“规范与发展并重，培育与防险并举”原则，发挥银行业的创新主体作用，引导银行业正确处理好金融创新中的三个关系：一是科学处理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的平衡，要从提升未来核心竞争力的高度重视创新能力的培育；二是要关注表内表外业务创新的协调发展；三是要重视创新过程中的风险评估与道德自律，强化“卖者有责”的意识，尤其要加强客户适合度评估。

《董事会》:政府采取向经济强制注资后，11、12月银行基建类贷款急速放量，但其他类型贷款惜贷明显。银监会近期提出，应在审慎前提下增加放贷。您认为，银行为完成政治任务，实际操作中会否弱化风险控制，以致不良资产出现新的增量？

阎庆民:从国家来说，依靠投资拉动经济是个成功经验，而投资确实需要靠基础设施的建设，带动系数大，拉动产业多，虽然期限长，但回款有保证，只要匹配资金安排好，银行也愿意，不存在市场不适销的问题。加工制造企业存在周期性，带动系数小，要看属于哪些行业。不会(给银行压任务)。

银行业作为宏观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运行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中枢和传导作用。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将直接影响银行的运营成效，进而影响银行资产的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只有保证宏观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才会有银行业的稳健发展。这就要求银行业按照“金融三十条”意见，积极做好“保增长、促发展、防风险”的各方面准备，按照“有保有压、区别对待”原则，加大信贷支持力度，以信贷结构调整积极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实现经济、金融的协调发展。同时，银行业金融机构要根据审慎经营原则，严格落实贷款“三查”制度，积极争取主动，实现风险管理的关口前移，防止不良贷款的反弹。

《董事会》:中小企业贷款始终是个难点，银行业将怎样切实给予帮助？

阎庆民:小企业融资是世界性难题。据世行和IMF统计，全球小企业的融资一半以上是股权融资；另外45%是债务融资，其中有近20%是银行贷款。即使在发达国家小企业的融资结构中，真正的贷款比例也是非常低的。由于小企业天然的缺陷，事实上银行愿意贷大不贷小，贷富不贷穷。

因此，财政要拿出相当的资金做担保、贴息和扶助性基金。在此基础上，银行资金起到嫁接的作用。财政不出来，把银行抛到第一线，今后又会形成新的坏账。

《董事会》:“金融三十条”试图通过建立利益引导机制鼓励银行增加信贷投放，实现政府与银行利益目标的一致，但机制建立的时间、方式、效果都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例如对大银行从政策、税收等方面放宽中小企业贷款和涉农贷款的呆坏账核销限制，但具体如何操作，谁最终埋单？其中放权银行的“度”如何把握？您对利益引导机制的进展与前景怎么看？

阎庆民:“金融三十条”对激励引导机制的运用，充分体现了对市场机制及金融机构市场主体地位的认同，是当前形势下财税政策与货币政策有效协调配合的积极措施，将有利于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对中小企业和涉农领域的信贷支持，更有利于进一步推进经济市场化改革进程。尽管由于时间限制，相关具体政策措施还未进一步明确细化，但各相关部门都在抓紧对配套政策进行论证和制定，相信相关政策会尽快予以明确。相信通过上述配套政策的出台，将会进一步推动银行业机构加大信贷支持力度，加快呆坏账核销，夯实经营基础，促进银行业金融机构可持续发展。

《董事会》:2009年，银行业将面临更高的信贷成本、信用风险和更低的净息差，行业净利润增速减慢，同时不良贷款率将上升。对于银行业的不景气(尤其是今年上半年)，您有何建议？

阎庆民:今年尤其是上半年经济形势可能会更为严峻，相应风险会进一步暴露，这都需要银行业金融机构积极采取措施应对挑战:一是按照“保增长、促发展、防风险”的要求，坚持“有保有压、区别对待”原则，加强和改进信贷服务，满足合理资金需求。尤其是对基本面较好、信用记录较好、有市场、有竞争力但暂时出现经营或财务困难的企业要给予信贷支持。二是加强非信贷服务创新，继续拓展中间业务发展空间，如咨询业务、代理业务等，进一步优化银行业收入结构，增强银行收入的稳定性。三是监管上有一定的容忍度，这也是实事求是的做法。按照“准确分类——提足拨备——做实利润——资本充足率达标”的持续监管要求，夯实可持续发展基础，确保稳健经营。

《董事会》:最后一个问题，中国金融业和金融体系经过一系列政策引导和改革后，您对可预见的未来有何愿景？

阎庆民:这两年还是借危机兴改革。首先还得深化改革，第二要扩大开放，第三还是要继续推动创新。银行不走改革开放创新之路，始终解决不了银行自身的体制机制问题。成为上市公司后，市值排得高，不代表管理水平就好，大家最终关注的是竞争力，这个过程还得若干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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