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经济原理解释一下2008年4万亿投资对我国货币供给、物价水平和经济增长的影响
首先,政府投资效率低下。比如说,四万亿经济剌激计划中对铁路尤其是高铁建设项目的资金安排比例过大,造成了铁路建设尤其是高铁建设在一时间大干快上,一些质量安全隐患现在正陆续暴露出来。不仅如此,铁路建设项目的摊子铺开后,现在要收也很难,收紧了很可能会遗留下许多半拉子工程或者欠民工工资的问题,而不收紧则很可能是吞食资金的无底洞。所以,现在看来,当时应该打开部分垄断行业壁垒,引进有效率的民间投资充分参与市场化竞争,而不是靠政府投资,盲目上一些效率低下的项目来拉动经济增长,要知道,这些政府投资项目连还本付息都困难,更别说回报率了。
其次,直接导致产能过剩和通货膨胀。中央政府投资4万亿的钱从哪里来?中央政府每年都是赤字,这4万亿可能大部分是印出来的。正是因为如此,到了2009年底以后,我国的CPI才会连创新高。根据11月末数据,我国广义货币(M2)余额是82.55万亿元。更要命的是,4万亿投资计划,使得很多行业本该下马的产能又重新上马,造成产能过剩现象更加突出,目前我国的钢铁行业的过剩的生产能力达到2万吨;水泥生产能力达到18.7亿吨,已经远超实际需求,目前在建的400条生产线还将新增生产能力6亿吨......。截至2009年第三季度,在24个行业中有19个行业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产能过剩。在欧美经济形势好的情况下,中国的多余产能可以通过出口来消化,而现在靠内需来消化这些产能显然不可能。
再次,“4万亿投资计划”使得社会流动性泛滥,导致2008年房地产调控成为真正的“空调”,让我们再次错失了一次良好的“去泡沫”的机会。其实,2008年如果房地产调控得以坚持下去,把房价上涨趋势给稳住,那么所付出的代价要远比现在要小得多,现在无论房价上涨还是下跌都将给社会和经济带来问题。不仅如此,正因为“4万亿投资计划”出炉,使得地方政府也依法刨制,各地也开始跟着大上项目,大搞政绩工程。如今中国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负债规模已经高达10.7万亿。可以预见,地方融资平台债务和房地产泡沫破灭,都将给2012年中国经济埋下不小的隐患。
最后,造成了国进民退。这4万亿投资计划中有95%的资金流入了国有企业,民营经济难以参与其中,而大型央企和国企在拿到政府投资资金之后,迅速加大扩张力度,这对民间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民营经济出现凋敝,做实业很难挣到钱,又加快了资金的流出。而现在要想靠民间资金投资来拉动经济之时,发现民企老板对此积极性普遍并不高。如果消费不旺,民间投资又跟不上,中国经济明年出现滑坡可能性不能排除。
2008年不推4万亿就不能保增长?
我们该对2008年的依赖政府投资和宽松货币政策进行反思,绝不能再出台类似的经济剌激计划了。在政府的财政政策上,如果当时政府把有限资金更多的投入到民生保障方面(包括健全基本保障体系、建设保障房)、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同时把减税力度着重放在给企业和个人方面,相信效果远比政府投资大上重复基础设施建设要好得多;同样,在货币政策上,我们的信贷政策采取定向宽松,扶持农业、制造业、服务业,而不是流向房地产业,那么相信我国的保增长也能够得以实现。而现在,当年4万亿投资所带来的后遗症将会在2012年慢慢显现。
回头来看,2008年4万亿经济剌激计划总体上来说弊大于利,无疑是饮鸩止渴,后续问题却越搞越大,给2012年的国内经济形势带来了更大的不确定性。现在2012年决策层既要保增长,又要调结构、控通胀,相信明年的形势远比2008年更加艰难。其实欧美国家现在也看出来了,靠政府投资和宽松化币政策只能给经济注入玛啡,玛啡效果过后还是要面对更加严峻的经济形势。所以美联储现在会进行QE3吗?欧洲央行会通过印钱来解决危机吗?根本不会。中国的确需要保增长,但绝不能再靠宽松货币政策和政府投资来保增长了,因为这样做的后遗症太大,而且不可收拾。
国家在2008年几月几日推出4万亿计划呢
2008年11月18日推出
推出背景:金融危机下,中国政府为了抗危机,保增长
一是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加大对廉租住房建设支持力度,加快棚户区改造,实施游牧民定居工程,扩大农村危房改造试点。
二是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农村沼气、饮水安全工程和农村公路建设力度,完善农村电网,加快南水北调等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和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加强大型灌区节水改造。加大扶贫开发力度。
三是加快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建设一批客运专线、煤运通道项目和西部干线铁路,完善高速公路网,安排中西部干线机场和支线机场建设,加快城市电网改造。
四是加快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加快中西部农村初中校舍改造,推进中西部地区特殊教育学校和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
五是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加快城镇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和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加强重点防护林和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建设,支持重点节能减排工程建设。
六是加快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支持高技术产业化建设和产业技术进步,支持服务业发展。
七是加快地震灾区灾后重建各项工作。
八是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提高明年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提高农资综合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补贴等标准,增加农民收入。提高低收入群体等社保对象待遇水平,增加城市和农村低保补助,继续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和优抚对象生活补助标准。
九是在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鼓励企业技术改造,减轻企业负担1200亿元。
十是加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取消对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限制,合理扩大信贷规模,加大对重点工程、“三农”、中小企业和技术改造、兼并重组的信贷支持,有针对性地培育和巩固消费信贷增长点。初步匡算,实施上述工程建设,到2010年底约需投资4万亿元。为加快建设进度,会议决定,今年四季度先增加安排中央投资1000亿元,明年灾后重建基金提前安排200亿元,带动地方和社会投资,总规模达到40000亿元。
四万亿资金来源:
中央政府承担11800亿
其它近三万亿:
第一,支持地方政府能够积极地筹措他们应该承担的资金,具体的办法就是中央财政代地方财政今年发行2000亿的国债,也就是中央发债以后,打入到地方的预算、地方的赤字,作为地方的配套资金。
第二,发放一部分政策性的贷款,作为特殊情况下的特殊政策,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人民银行和银监会已经商量了一个具体的办法,发放一些期限比较长,利率比较低的政策性的贷款,作为项目资本金。
第三,扩大地方企业债券的发行。有一些,譬如说道路、电力改造,它将来还有一定的收益,因此,我们对于暂时缺少配套资金的项目,我们利用地方的融资平台,增加企业债券的发行,来解决配套资金不足的问题。
我国应对金融危机所实施的两年新增4万亿投资对我国现在经济的影响?
全球金融危机尚未见底,中国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时有半年,得失之间的远见与近思,我们如何看待?本期特邀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财科所所长史生荣、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世界银行驻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韩伟森,从投资、信贷、消费和宏观等层面深刻解析:4万亿半年报。
4万亿投资细节
中国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成效初显,半年间的投资细节值得审视。
《新理财》:去年为了挤上4万亿的经济列车,各地政府都期望能多申请项目和资金,您如何看待这个机遇?
史生荣:我认为应力求使4万亿资金安全、迅速、通畅地投向最合适的地方,国家可以向社会公众公开资金投向和用途;对资金投向使用情况进行同步审计,并定期全面公开审计结果,披露财政资金使用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强化审计机关的财政监督职能,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
《新理财》:随着投资力度的不断加大,现成的项目可能越来越少,您说呢?
史生荣:所以应重点加强管理和监督检查工作;重点开展项目后评价工作,进行重大资产损失责任追究,对重要问题要严肃查处。比如,检查工程项目规划和立项是否符合中央规定的投资方向,以及是否符合地方发展战略,对地区和部门项目安排不当、投资方向不符合的要收回投资,缴回中央国库,核减该地区、部门安排投资的数额。
《新理财》:中央的每个项目都需要地方配套,但地方配额资金缺口很大,这怎么解决?
史生荣:今后一段时间内,应在保持分税制财政体制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围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逐步建立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提高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
《新理财》:以前也发生过基础设施建设与当地经济发展不配套,导致设施长期闲置,下一步如何操作?
史生荣:我觉得关口前移、跟踪审计、公开透明是三个关键点。关口前移就是先看投资是否符合中央方向、是否及时开工、对“保增长”作用会怎样。跟踪审计的好处有两点:一旦发现问题,可以及时做出相应处理,规范资金运作;另外,还可以从完善相关制度的层面上向各级党政机关及时提出建议,发挥审计的建设性作用。此外,在投资项目实施过程中坚持公开透明,通过社会监督机制促进投资监管。
天量信贷解密
今年第一季度我国新增人民币贷款合计为4.58万亿,同比增加3.25万亿,已完成全年新增贷款计划(5万亿)的91.6%。此天量信贷背后意味着什么?
《新理财》:信贷增长是为了促进投资、活跃生产和消费,这么多钱投下去情况如何?
郭田勇:目前来看,中长期贷款(主要与基础设施项目相关)和票据融资占据了新增贷款的绝大部分。我们都知道,政府的投资应该要能够拉动社会投资,同时能够帮助出口的企业把市场转向国内市场,再通过国内消费的增长来共同推动经济的发展,到目前为止这个效果并不明显。
《新理财》:不容回避的是,天量信贷增长毕竟不可持续,在信贷大潮之后,有哪些问题需要被关注?
郭田勇:我觉得要注意三方面:
一是要对通货膨胀的压力密切监测。此次信贷增长,虽然在短期内并不意味着有通胀,但长期来看还是要注意这个问题。
二是银行需要关注高额信贷背后的风险。虽然某些基建项目有政府信用支持,但其本身依然存在诸多风险,比如项目仓促上马容易导致实施过程出现问题。许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商业化程度并不高,直接影响其未来收益,再加上大型项目通常耗资巨大,回收期较长,难以保证到期时的债务偿还能力。
三是未来信贷的投向问题。流动性贷款分为大企业与中小企业贷款,此次高额信贷中,中小企业贷款不到20%,这比预期所获得的贷款份额要少。
《新理财》:您刚才提到了信贷投向的问题,那么,下半年信贷投向应该是怎样的?
郭田勇:我觉得信贷政策应该更多地给高效率的企业以货币,从而提升企业与消费者的信心。此外,银行现在要积极开拓中小企业信贷、消费信贷和农业信贷等,切实引导信贷资金的流向,让资金流入真正需要钱的地方。
《新理财》:这也是对经济刺激的一种补充与完善?
郭田勇:是的。只是单纯依靠投资来拉动GDP的方式并不具有连续性, 而信贷增长和投资扩张的速度能否持续尚无定论。当优质的基建项目贷款被银行瓜分完毕,对于基建的贷款力度可能会衰竭下来,而出口、投资和消费可能依然萎靡。所以,在信贷数量增长的同时,要保证信贷运用的效率和质量,要真正摆脱信贷和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变我国经济增长的结构,真正促进消费的升级,这才是经济复苏的着力点。
快打“消费补丁”
要使经济获得长效、稳定发展,最终还得让国民经济运行的“三驾马车”协调运行。我们期待在促进出口恢复正常的同时,也更加期待“消费马车”跑稳跑快。
《新理财》:您认为未来的政策着力点是怎样的?
马晓河:我认为下一步宏观政策要从政府消费转向民间消费。应该把消费力更多地导向城市,尤其是针对中低收入群体,让他们购买指定家电产品也可享受同样的补贴政策,并对城镇低收入者给予购房补贴政策。
《新理财》:但我国目前消费率太低,让消费成为经济增长动力并非易事,您有何建议?
马晓河:我国消费率低的原因之一是消费政策的限制。目前我们银行的政策多是生产性贷款政策,针对生产才能贷款,老百姓贷款来消费就难了。我们应该消除一些抑制老百姓消费的政策或者是制度安排,把这些障碍扫除掉,使贷款更多地转变成消费。比如金融领域可以加快改革,开辟一些金融新产品,让老百姓能为消费贷款。
《新理财》:我国从外向型经济转向国内消费型经济是一个艰难的进程,您看呢?
马晓河:因为这涉及一个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问题。在国民收入分配结构里面,如何让老百姓相对快地增加收入,调节高收入者,扩大中等收入者群体,提高低收入者水平,是我国今后政策的主要目标。
《新理财》: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保持经济平稳增长,我们还需如何去做?
马晓河:我觉得财政政策可以更加积极,继续大力推动投资,把一些项目尽快落实,多发一些国债,多搞一些民生工程。也许在农村修一条路,就会带来农民大量购买摩托车;也许再给农民增加一些消费补贴,还会带来农村消费的更快增长。
积极财政入手点
经济危机中有着生存之道,而积极财政政策的入手点在哪里?
《新理财》: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本身有很强的局限性,具体有哪些?
韩伟森:主要包括宏观经济政策约束和制度性约束两方面。宏观经济政策制约着财政政策的稳定性。在当前形势下,采取不可持续的高筑债台的手段将危害长期的宏观经济形势,这种草率的政策并不可取。
财政政策的制度性约束主要是指,制定财政政策应与一国的行政与制度能力相一致,一些应对措施可以超出现行的正常预算周期,尤其是当我们追求消费增长与增加市场对长期财政政策稳定性时,更应如此。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政策的延误与滞后是预算过程的一个规律性特征,而在对经济危机下弱势群体的帮扶过程中,政府的行政管理能力极为重要。因此,建议中央政策应该与下一级政府的政策理解与执行同步进行,以确保实施的及时与正确。
《新理财》:财政政策的效果与政府的实施能力有着至关重要的联系。您看呢?
韩伟森:政策应能区分出短期还是中期,短期政策致力于预测危机,中期政策目标应在于维持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当前危机下,各国根据财政政策空间的大小可以分为三类。
一是没有财政政策空间的国家,这包括需要依赖外援的国家。这些国家面临的挑战是如何促进事关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核心消费,并避免影响经济增长的增税政策的出台。同时,选择性地消除无效消费和扩大税基等行为,因为有效的国民收入管理都将缓解危机对公共财政的不利冲击。
二是存在一定政策空间,但没有能力制定实施新计划的国家。这些国家可以重点落实现有的消费计划。此外,发掘易于实施的新的财政措施,同时制定机动政策以便应对可能超出现有财政资源的经济危机。
三是拥有财政政策空间与实施管理能力的国家。这类国家的政策可以包括强化社会安全网的新型措施,或旨在加速长期增长的基础设施支出措施,以便在近期提供反周期的财政政策刺激。中国就是这类国家的典范。
《新理财》:您认为中国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中应注意什么?
韩伟森:我认为,在实施经济刺激计划时应注重短期刺激与长期平衡的关系,这是一个双赢的问题。短期与长期的交汇点是财政政策入手的关键,例如,中国可以从能源资源利用与污染整治方面入手,短期内可以增加财政支出、刺激消费,长期内也将有益于中国经济环境的改善。
但扩张性财政政策对于逆势中的发展中国家并不能总是起到预期的良好效果。一经实施,当经济情况有所好转时,自主的扩张政策很难逆转,这将威胁长期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财政扩张应该及时,但不能过于贸然行事。一旦时机选择失误,财政干预将起到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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