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脱离欧盟？

分析二战后波兰经济的发展及经济周期

波兰是前苏联、东欧国家“剧变”中的带头羊，也是剧变后迄今为止经济发展状况最好的一个国家，同时，也是剧变后政局最为“波动”的一国。1989—1999年十年间波兰先后换了8届政府，街头游行与罢工犹如家常便饭。许多转轨国家只是在剧变前后公众政治热情高涨，以后不久便冷了下来。而波兰的“民主游戏”一直很热闹，同时却并未影响经济的快速复苏与增长。比所谓“休克疗法”更体现了“波兰特色”。因此，在转轨国家中，波兰堪称为“民主私有化”、“工会统治下走向资本主义”的典型。如果说捷克私有化初期模式的特点是“全民持股”，匈牙利是外资持股，俄罗斯及若干独联体国家是官僚－寡头主导的内部人持股的话，那么波兰的特色就是“工人民主”色彩浓厚的内部人持股，或者说是典型的雇员股份制。但是，正如捷克、匈牙利、俄罗斯后来都有变化一样，波兰的体制因其内在的矛盾与悖论性也经历了不断的调整。总的说来，经历十余年的过渡之后，这些模式之间的差异正在缩小，显示出“殊途同归”的态势。

然而，“同归”并不能抹杀“殊途”的意义。1993年，波兰、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四国在维谢格拉德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从而形成了“维谢格拉德集团”。这四国地理位置相近，在二战后斯大林体制中形成“东欧”这一地缘政治概念前，传统上它们都属于“中欧”国家，与东正教斯拉夫的东欧诸国及文化传统复杂的东南欧巴尔干诸国存在文化－历史差异。现实中，这几个国家又是转轨诸国中民主宪政最为健全、经济发展也最为迅速的一批，号称“第一方阵”国家。于是，如今人们又倾向于忽略这四国之间的差异，把这几个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协调发展的国家归纳为“维谢格拉德模式”国家。波兰则是维谢格拉德诸国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国。

波兰经济转轨的初始条件

波兰国土面积31.27万平方公里，人口（1996年底）3864万，国民总产值946.13亿美元，均居前苏联以外的中东欧转轨国家之首，在整个前东欧“阵营”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剧变前，波兰经济发展在前东欧地区属于中上水平，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次于民主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与匈牙利不相上下，而高于包括前苏联在内的其余“阵营”国家。

在政治上，波兰在东欧具有特殊的历史背景：一方面它是前苏联的西邻，历来被后者视为它面向欧洲的屏障，对苏联来说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另一方面，波兰作为中世纪的中欧大国，长期与俄罗斯处于敌对状态。17世纪初期以前，波兰－立陶宛联合王国对俄处于攻势，曾经进军莫斯科并扶植傀儡政权。彼得大帝以后，俄转强而波势衰，俄国转而西侵，在一百多年里与日耳曼列强连续四次瓜分波兰，发生了“卡廷惨案”等历史事件，使波俄两国人民间形成长达数百年的民族仇恨。在整个剧变前时代，多数波兰人一直认为前体制是苏联人强加于他们的，甚至在波兰左派和正统共产党人中这种观念也根深蒂固。原波共政治局委员A. 兰普[1]曾在原波兰战前旧政府中坐牢10年，后来被前苏联收留并于1943年在前苏联逝世。作为斯大林清洗波共政治局委员后的唯一幸存者，其应当说是亲苏的了。但他却留有著名的“兰普临终遗言”：“如果靠苏联红军的刺刀在波兰建立社会主义，那么社会主义事业在波兰将被推迟几代人的时间。”

正是由于苏（俄）波关系的特殊敏感性，前苏联对波兰有较为宽容的一面。如，1956年东欧变革之风虽起于波兰，匈牙利人只是表示了对波兰人的声援，但前苏联军队坚决镇压匈牙利，而对波兰却采取了妥协政策，允许1956年上台的波兰领导人在一定范围内走自己的路。在事关阵营基本利益的问题上，前苏联对波兰的控制又十分强硬，为此不断与波兰人发生冲突。80年代初，勃列日涅夫政权甚至一度考虑出兵占领波兰。当时的波兰政府赶紧主动实行军管，镇压反对派，才使前苏联住了手。波兰政府因此留下为虎作伥的骂名，成为它后来在“苏东剧变”中首先倒台的原因。在剧变前的40多年历史中，波兰形成五年一小事，十年一大变的周期性动荡局面，[2]最终成为导致阵营解体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1989年的圆桌会议协议及其后的“半自由”大选产生了“团结工会政府”。1990年1月1日，波兰第一届团派政府开始实行所谓的“巴尔采罗维奇纲领”，在东欧率先进行以根本变革制度为目标的系统性的经济转轨工作。

作为转轨起点的前波兰有如下特点：

1. 经济水平虽属中上，但产业结构较落后。波兰虽然早已完成工业化，但直至20世纪80年代，仍有近30%左右的劳动力务农，农业中有役畜（马）100万匹，是一个传统农业大国。波兰农业的优势主要是“进口饲料出口肉”的畜牧业。第二产业中，采矿－冶金业所占比重很大，是传统重工业时代波兰的骄傲。但在“后工业”、“信息化”和新技术革命时代，它却成了“夕阳产业”的代表。夕阳产业比重大是波兰转轨中面临的一大难题。著名的西里西亚工业区是与德国的鲁尔、英国的中英格兰—南威尔士齐名的欧洲三大矿冶工业与重工业城市密集带，也是东欧最大的采矿－冶金综合型传统重化工业区。波兰是世界第四大产煤国，与煤有关的冶金、电力、化工、矿冶机械等产业具有突出的地位。而这些产业均为大型国有托拉斯，集中程度高，转轨困难，再加上市场有限、污染严重、高新技术含量低，属于“夕阳产业”。因此，波兰除体制转轨外，还面临着严重的技术改造与产业重组等结构性问题。

2. 在东欧国家中，波兰与捷克属于“前共产党时代”就具有民主传统与左派传统的国家。与捷克不同的是，波兰在中世纪就实行“贵族民主”性质的自由选王制，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复国以来，波兰一直实行共和制，除了19世纪亡国期间受俄德奥三个宗主国王朝的专制统治外，自由民主的历史传统比捷克更悠久。在文化传统上，法国对波兰的影响甚至大于俄德奥三个宗主国，无论宗教还是民主理念，波兰均类似法国，二战前一直有“斯拉夫人的法兰西”之称。

在两次大战期间，捷克的民主宪政发达，而波兰却出现了相当专制的“萨纳奇政体”。两国的“左派传统”也很不相同：波兰社会党是萨纳奇体制的建立者，而捷克社会民主派一直奉行民主宪政。不过，虽然萨纳奇政体在“自由传统”悠久的波兰人看来已是很专制的，在更大范围看其实还算温和。当时流亡的波兰共产党人受到斯大林“大肃反”的镇压，全体政治局委员几乎都在前苏联死于非命，只有在波兰国内萨纳奇体制下坐牢的兰普一人活了下来。事实上，剧变前的波兰旧体制也比其它东欧国家温和，斯大林去世前波党虽也搞内部清洗，但没有像其它东欧国家那样大批杀人。斯大林去世后东欧出现“非斯大林化”。这一潮流在匈牙利、捷克、东德都被镇压，只有波兰的哥穆尔卡成功了，并开始了“波兰特色的社会主义”。

换言之，波兰历史上实行民主的时间更长，即便是非民主时期的专制，也较为温和。在转轨中这样的传统使“经济民主”比其它转轨国家更为活跃。不仅在公共资产处理过程即“私有化”过程中，公众参与程度高，而且在已经私有化的企业中，工会、雇员持股、社会保障责任等“欧洲式的”社会民主色彩也相当浓郁。这自然给转轨过程带来许多特色。

3. 由于前述原因，剧变前前苏联允许波兰的经济政策有一定的灵活性。因此，波兰是东欧最早开始实践所谓“市场社会主义”的两国（另一国是南斯拉夫）之一。波兰的经济学界一直是东欧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大本营。二战前，波兰左派思想界就在世界上首先提出了“市场社会主义”的设想。当时旅美的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卡列茨基等都以此成名，并在20世纪20－30年代西方的“社会主义论战”中卓有建树。战后社会主义时期，兰格等人回国，又培养了W？布鲁斯等一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学家，主张实行模拟市场、有限计划等经济改革政策。虽然在斯大林模式下这种“离经叛道”的理论时而受到压制，但自哥穆尔卡的“波兰特色社会主义”搞起来后，总的来说，仍是东欧国家（南斯拉夫除外）中对“市场社会主义”宽容度最大的。80年代体制内改革气候形成后，“市场社会主义”更逐渐成为波兰剧变前经济思想的主流，并对波兰经济产生实际的影响。

在这种条件下，波兰在1956年后就中止了集体化以后一直没有再搞公有制农业，与南斯拉夫并列成为仅有的两个保留了“小农”（家庭农场）制度的东欧国家。波兰的工业经济也很早就在奥斯卡？兰格、卡列茨基和布鲁斯等人倡导下进行放权让利的试验。波兰经济的外向程度也相当高，尤其是在20世纪70年代的盖莱克统治时代，波兰实行大举借债、大进（口）大出（口），追求高速度、高积累、高福利的路线，使整个经济体系不仅参与“社会主义国际分工”，而且与西方经济的联系也相当密切。

但是，波兰体制内“市场社会主义”的效果并不好。由于市场机制与计划机制的内在冲突，这种冲突又因波兰经济的高重化工结构而显得特别严重，也由于前苏联的干预和国内政治的不稳定，波兰体制内经济改革并未取得过像南斯拉夫、匈牙利那种一定历史时期内显现的所谓“奇迹”。剧变前的波兰经济处于市场秩序与计划秩序都较为松弛与紊乱的状态。其中，计划秩序的相对松弛对于后来的转轨是一个有利条件，但是体制内市场化改革的不成功，又给后来的市场化转轨留下了阴影。

4. 剧变前的波兰经济虽然长期不景气，但为了求得稳定，尤其为了在外来“强加”的体制下增加其统治合法性，民众的社会福利水平却相对较高，特别是在农业领域。一方面，剧变前的波兰实行家庭农场制度，农业受到旧体制的束缚较实行集体化的其它东欧国家为轻；另一方面，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和国家整体经济实力的允许，政府在70年代就为农民建立了发达的社会保障。1972年全国农民实行公费医疗，1978年全国农民实行退休制，同时还建立了国家财政支持的农业产前产后服务系统（即所谓“农业圈”制度）。为了争夺对农民的影响力，教会方面也与政府展开“支农竞争”。1983年教会建立了20亿美元的农民援助基金，向农民提供各种生产、生活保障。

一般而言，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是一个两种意义上的“自由化”过程，即一方面摆脱了旧体制的束缚，而取得自由，另一方面也失去了旧体制提供的保护，而“遭受”自由。前者是机会，后者是代价。对于束缚功能强大，而保护功能弱小的体制而言，摆脱它的过程是一个纯粹获益，而很少支付代价的过程（我国的农村改革即为典型）。而在束缚功能与保护功能同样强大的体制中，摆脱束缚得到的发展机会和失去保护而付出的代价———风险和不确定性，都同样明显，如多数东欧国家的工业体制改革。而在那些束缚少保护多的体制中，脱离它的过程则少有摆脱束缚之利，失去保护的代价却很明显。波兰农民正处于这种状态。在这一点上，波兰农民与中国农民对改革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国的农民是推动中国改革、创造“中国奇迹”的主力军，而波兰农民在转轨过程中则表现得比城里人更保守。波兰恰恰又是农民力量比较强大的国家，农民人口占总人数的1/4左右，而且组织程度高。剧变时，波兰农民党脱离旧体制下的统一战线与团结工会结盟，加速了政治剧变的过程。但在此后的经济转轨中，农民党却成了最为“保守”的力量。它不仅转而与左派结盟，反对实行激进改革的团派政府，甚至比左派（“前共产党人”组成的社会民主党）在经济问题上更为“守旧”，特别倾向于经济保护主义。

5. 波兰剧变的主力是独立工会运动。团结工会所代表的产业工人组织程度高，作为工会运动又天然具有强大的工联主义倾向。剧变前，工会自治是颠覆旧体制的主要力量，但到了经济转轨时期，工会力量的强大却使得转轨中的博弈过程变得极为复杂。“工会吓跑投资者”是波兰转型期的突出现象。波兰许多大企业的私有化方案往往反复多次，都不为工会所接受，使产权改革过程极为艰难。剧变后的五届团派政府在理论上奉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但由于其政治基础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工会的支持，至少是认可，因而活动能力有限。由于工会势力的强大，波兰在企业产权改革中不能不顾及企业内部职工的利益，捷克式的“全民分配”与匈牙利式的“面向外资的大拍卖”均难以实现。可以说，在“工会掌权”的条件下走向培育“资产阶级”的市场经济，是波兰转轨的最突出的特点，也是一系列的“转轨悖论”在波兰表现得特别突出的根本原因

巴尔采罗维奇纲领及其效果

1990年1月1日，波兰开始全面实施以财政部长巴尔采罗维奇命名的一揽子激进改革纲领。在此后的四年间，波兰政局动荡，团派政府四次更迭，但巴尔采罗维奇在四届政府中连任财政部长或其它经济主管职务，对这一时期的经济转轨负有责任。当然波兰此时采取激进转轨战略也并不是哪一个人个性因素作用的结果，而在很大程度上与当时的经济形势和社会情绪有关。

1988—1989年间，波兰经济已经发生紊乱，商品极度匮乏，通货膨胀剧烈，国内总产值下降，外债高达490亿美元，[4]国家几乎丧失支付能力。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以财政货币双紧缩来治理通货膨胀是稳定经济的第一项措施。就常规而言，通货膨胀时实行财政紧缩，通货紧缩时实行财政扩张，这是一种正常的技术反应，在一般条件下也难有别的选择。但是东欧的转型期通货膨胀与常规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过热型通货膨胀的生成机制大异，紧缩政策的实施重点也有所不同。财政紧缩的结果导致投资下降，企业资金短缺，需求萎缩，整个经济出现滑坡。1990—1991年波兰经济分别负增长11.6%和11.7%，[5]私人消费分别下降15.3%和9%，固定资产投资分别下降10.6%和4.4%.在放开物价之后，1990年的物价猛烈上涨585.8%，第二年回落为70.3%，波兰经济处于“休克”状态。

波兰的这种“休克疗法”无论近期还是远期效果都具有多面性，而且充满了祸福相依的戏剧性场景，出乎意料的乐观与始料不及的悲观交替出现，殊堪玩味。

首先出乎意料，便是“休克”不久便出现的迅速而短暂的“舒适”，然而“舒适”不久，便陷入一个相当长的“虚脱”状态。前者为“休克”的反对者始料不及，后者却给“休克”的赞成者泼了一瓢冷水。

1990年新年伊始，巴尔采罗维奇“稳定纲领”出台，社会虽然经过一阵“阵痛”，但几乎是从“纲领”实行的那一刻起就感到了“疗效”：通货膨胀率逐月大幅度下降，从上一年的月平均167%很快下降到当年8月的不足2%，以至报刊上开始欢呼通货膨胀这个恶魔已被“一举消灭”。的确，如果这一趋势持续下去，那么“休克疗法”要达到的头号目的就可以说达到了。

与此同时，经济平衡的其它指标也迅速改善。企业产量虽降但效益上升，财政状况大为好转。国家财政从1989年高达政府支出近1/5的巨额赤字，一变而为“休克”后半年内盈余达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约3%！另一方面，尽管经济总量缩减，出口却大为增长。尤其是，可换取硬通货的出口在“休克”后头一年里骤增至35%.在进口消费品充斥市场的情况下，外贸收支居然从上年的逆差一变而为创纪录的40亿美元顺差。外汇储备也从几乎枯竭变为有了可观的40亿美元。与此同时，信誉扫地的兹罗提一下坚挺起来，成了东欧有史以来第一种“百分之百自由兑换”货币，外汇黑市自动消失，百姓从抢购美元一变而为抛售美元换取兹罗提。仅头7个月内，社会上的25亿美元游资回归国库。商品短缺、排队与票证完全消失，自战后以来波兰首次出现了买方市场……凡此种种，都引起了一阵阵欢呼，似乎“休克”时期很快就要过去了。

然而这种“舒适”倏忽而逝。当年秋季，宏观经济开始再度失衡。通货膨胀从9月起又趋上升，使全年平均月通胀率又达到两位数；国家财政再度告急，1990年上半年的盈余到年底便基本耗尽，1991年又出现了31万亿兹罗提的赤字，到1992年更升为69.3万亿兹罗提；外贸也从1990年的顺差40亿美元恶化为1991年的逆差13亿美元；兹罗提汇价在稳定了一年半后又不断贬值；人们又开始抛售兹罗提……然而，在短暂“舒适”时作为代价付出的生产下降、失业增加等等，并没有逆变回去的迹象。波兰的舆论又充满了沮丧的气氛，直到1992年下半年才见好转。

类似情况并非波兰特有，在中东欧其它几个实行紧缩的国家也有不同程度的发生。在俄罗斯，1992年1月盖达尔方案实施后，一度出现了物价“一步到位”后稳定下来的趋势。2月间，甚至在全俄1/3的地区出现价格“缓慢下降”的局面，同时国家财政在几个月内实现了无赤字预算，而剧烈贬值中的卢布也一度坚挺起来，甚至在2—3月间大幅度升值，从230卢布兑换1美元最高曾升到70卢布~85卢布就可兑换1美元，舆论称之为俄罗斯经济生活中“最出乎人们意料的重大事件”。一时，似乎俄国经济从“休克”中苏醒有望了。然而好景不长，到下半年情况急剧恶化，物价再度暴涨，通货膨胀率扶摇直上，到1993年1月终于达到月率50%以上的“恶性”程度。卢布汇率也从1992年6月下旬起再度下跌，而且呈加速趋势。

前南斯拉夫的“马尔科维奇方案”的命运也很典型。1990年初这个“休克”方案实施后不久就被一些人称为“奇迹”：三个月之内原先高达四位数年率的恶性通货膨胀就几乎被完全消除。第纳尔一度在国内可以自由兑换，而且汇率稳定。公民与企业的外汇资金流入国库，出口增加，国家财政与外贸收支改善，外债也一度下降。但是，不久情况便再度逆转，加上国内政治危机，终于使该方案在实施半年之后便难以为继。南斯拉夫联邦也在“马尔科维奇方案”失败的同时分崩离析了。

保加利亚1991年2月起开始“休克”，4—6月通货膨胀率开始降低，1992年通胀率由上年的450%下降到80%.外汇储备由0.5亿美元增至12亿美元，列弗的汇价也趋稳定。但是国家财政未能改善，1992年赤字比上年更高，1993年通货膨胀再度回升。

“休克疗法”在稳定（不是发展，也不是改造）经济方面几乎产生了立竿见影的“疗效”，体现了经济逻辑的力量。但是这些“疗效”的不能持久表明，只有“休克”是不够的。事实表明，除了消灭短缺之外，“休克疗法”的其它疗效都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逆转，而如果长期仅以紧缩造成的需求萎缩（按东欧流行的术语叫“需求屏障”）为基础，“短缺的消灭”本身也会逐渐成为一种需要治疗的病症———这就是我们深知其味的“疲软”症。

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如上所述，从操作意义上说“休克疗法”本身无所谓姓“资”姓“社”。它只是以严厉的紧缩来纠正经济中的破坏性失衡，以求稳定经济。由于它是针对以前造成失衡的逻辑原因对症下药的，因此它的“疗效”具有逻辑保证（就是说，只要实行，必有疗效。当然，如果只是想要实行而却不能落实，或遇到副作用便浅尝辄止，那就不能保证疗效了）。但同样具有逻辑的是，“休克疗法”可以创造平衡（就是说它可以一次性的纠正失衡），却不能维持平衡。要把平衡维持下去，就得有“手”———或者是“看得见的手”（行政性的计划机制），或者是“看不见的手”（市场机制）。如果两“手”皆无，平衡即使建立起来也难维持。俄罗斯、中东欧各国的上述疗效逆转现象———有人称之为“第二度阵痛”，虽然各有其具体原因（波兰1991年的困境很大程度上与经互会解体这一外部因素有关，而俄罗斯经济失衡加剧则部分地应归因于“休克”措施未完全落实），但从根本上说，共同原因就在于“休克疗法”作为一种紧缩政策只能稳定经济而不能改造经济，因此它本身不能维持平衡。从这点上来说，东欧既不同于80年代的拉美诸国，也不同于1990年前后的中国。前者原有市场机制，“休克”创造的平衡可以用“看不见的手”维持之；后者原有计划机制，“休克”（中国称之为“紧缩”）创造的平衡可以用“看得见的手”维持之，而东欧就有点“两处茫茫皆不见”的味道了。

更有甚者，“稳定”与“改造”、放开物价与私有化，虽然从长远来说是互为条件、相辅相成的，但在短期内，某些“稳定”措施以及这些措施实行的次序却对“改造”不利。例如有人指出，波兰团结工会政府本应一上台就紧缩银根，不要等到数月之后“稳定纲领”出台时才与物价改革一起上。但他们没有这样做。结果在新政府上台后企业仍然得到大笔低利贷款，并以低于市场的官价购入大量进口原材料及半成品，致使1989年（“休克”前一年）国营企业在生产下降2.5%的同时，原材料及半成品库存却猛增20.9%.“休克”开始后，这些低价投入转化为价格开放后的高价产出品，使国营企业在“休克”之初利润率猛增，尽管销售额与生产力利用率均下降，“效益”却大为提高。这种虚假的“效益”使企业感受不到压力，没有利用“舒适”期赶快改革，结果加大了改造的代价，使“二度阵痛”时间拖长，烈度增加。

然而弱小的“非国营”部门却因资金薄弱又不能享受官价，没有这种囤积居奇的能力，在紧缩时期直接受到高利率、高税收与市场疲软的压力，处境困难。尤其是个体农民，在“外援”食品涌入和国内需求疲软的双重影响下叫苦不迭，以至于在1991年发生了呼吁外援的示威。

总之，从理论上说，宏观紧缩对所有经济成分都构成同样的压力。但由于种种原因，实际上至少在初期，非国有经济受到的压力往往比国有经济更大。于是我们又看到一个不可思议的现象：在“非共产党政府”上台后的波兰，国有企业反而“舒适”起来，而私营者却在苦苦挣扎！这种状况的近期影响自然是私有化受阻，而中期影响则是私营经济在压力下增强了适应性，国营企业则在“舒适”中得过且过，以至到“二度阵痛”来临时措手不及，跌入剧烈衰退的深渊。中短期影响的综合结果，便是拉开了从紧缩到私有化的时间差，使“逆序演变”更为典型。

总而言之，由于种种原因，原先设想为稳定与改造并行的东欧经济变革，在实行中大都变成了先稳定、后改造的两步模式。

波兰式的私有化

在通货财政双紧缩、价格全面放开的同时，波兰政府开始实行雄心勃勃的私有化计划。但是，价格可以即时放开，紧缩可以实行，私有化却不是说“化”就能化得了的。巴尔采罗维奇纲领中的私有化计划实际上一直到8年以后，即第二次右派政府执政时期才接近达到。波兰私有化进程缓慢的原因有以下几个：

首先，波兰剧变产生于群众运动，而群众运动当时恰恰是冲着前体制下的腐败和化公为私而来的。在波兰最后两届统一工人党政府时期，当局为了遏制工会势力，全面强化经理权力，试图在此基础上把企业推向市场，结果导致许多经理弄权自肥，国有资产严重流失，出现所谓“自发私有化”的势头。新政府上台后，采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冻结并清查这种“自发私有化”。这种清算方式自然也推后了其它私有化程序的实施。正如有些国外学者所指出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第一届波兰非共产党政府执政期间，国营企业私有化进程不是加快了，而是放慢了，关键的一点是，新出现的（工会）政治家在政治上以及道德上都不能接受‘自发’私有化和经理拥有企业处置权，这种现象必须停止。”[6]自发私有化即被遏制，而合法私有化则涉及非常复杂的利益关系调整。在民主制下，它势必要在社会上和议会内发生反复的讨价还价，才能形成立法框架。

在剧变之初，波兰政府就拟定了中东欧最早的全民以证券方式平分部分国有资产的“大众私有化”计划。但是，这种方案与波兰工会运动“职工是工厂主人”的观念相悖，在团结工会议员占多数的议会中，这个法案始终未能通过。第二届团派政府即别莱茨基政府时期该法案被议会正式否决。有趣的是，到团结工会政府下台左派“重新”上台后，类似的法案才在民主左派党政府主持下通过。但那时已是剧变五年之后，私有化大势已成，通过分配投资券建立“平等起点”的捷克式功能已经无从发挥了。

其次，即使私有化的立法框架获得通过，在其具体实施的每一个案例中也必须与利益有关各方及其工会进行反复磋商。原克拉科夫地区的列宁冶金联合企业，剧变后改名叫森吉米拉冶金股份公司。它的第一个私有化方案是原国家工业主管部与一家加拿大公司谈判拟定的，当时即被该企业的三大工会所拒绝。后来由政府主管部门、三大工会代表、企业技术管理部门与外国专家四方组成的委员会经过反复协商，才于1994年通过私有化方案，1996年才完成其第一阶段的转制程序。此时距波兰剧变已经七年。森吉米拉案例一直被认为是波兰大企业协商私有化进展顺利的典型。在其它案例中，连续四五个私有化方案都被工会拒绝而流产的例子比比皆是。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团结工会的发源地、瓦文萨原来工作过的格旦斯克造船厂。该厂连续五个私有化方案均未获工会通过。最后因拖延转制，企业财政状况不断恶化，到了团结工会下台左派政府重新上台后，终因资不抵债而被破产清理。

全民平分国有资产既未通过，在私人资本十分弱小的情况下，也不可能通过购买方式置换国有产权。波兰人的民族主义，尤其是波兰企业中强大的工会力量又使外资望而却步。这样，波兰的私有化就只能依赖于下列几种形式：

1. 小私有化。对小店铺、小企业进行拍卖。由于其资本量小容易购买，这项工作在团派政府时期即已顺利完成，使波兰出现了私营小企业与个体工商户活跃的局面。但这种小规模的私有化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有限。

2.“靓女先嫁型”私有化。在那些赢利状况好的优质资产中，内部职工本身就有较强的私有化动机，外部的购买者也愿意为此出资。在波兰当时的条件下，这种私有化通常以所谓民主的内部人私有化方式进行，即由企业内部职工以平等持股的方式

各国有没有向波兰提供过桥贷款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过。

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执行董事会21日批准向波兰提供为期两年、总额为300亿美元的信贷额度。IMF当天发表声明说，波兰政府采取了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政策，该国是欧盟2009年唯一避免了经济衰退的国家。不过，IMF第一副总裁利普斯基在声明中说，下行风险仍然存在，尤其是欧洲其他国家金融动荡带来的外溢效应对波兰的影响不容忽视。IMF在2009年设立了“灵活贷款额度”贷款工具，以帮助其成员国应对金融危机。2009年5月，波兰首次获得210亿美元的一年期灵活贷款额度。2010年7月，IMF决定将这笔贷款延长一年。而这次最新的两年期信贷安排将取代去年达成的协议。

过桥贷款是指金融机构A没有资金无法放款，让金融机构B帮忙发放贷款资金，之后金融机构B退出贷款项目，对于金融机构B来说这个贷款项目就是过桥贷款。2、过桥贷款的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1年，并且贷款利率相对较高，对于贷款人来说要多注意贷款的利息成本。

英法对波兰做出保证，为何希特勒还要冒着两线作战的风险攻打波兰？

如果说一说世界最不靠谱的大国是哪一个，二战前的英国和法国绝对是并列第一名，而正是他们的如此不靠谱，希特勒才敢于闪击波兰，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

20世纪20年代末，美国爆发出空前的经济危机，并很快传染给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在欧洲，由于德国是美国投资最多的国家，美国资本基本上控制着德国工业，一战后正是依靠美国资本的投入，魏玛德国政府才能够恢复经济。

并且有钱来偿还英法等国巨额战争赔款。现在美国经济危机来了，德国的现金流断了，美国资本远远不断的从德国抽血，德国就成为了这次经济危机受到损失最为严重的欧洲国家。

现在美国经济危机来了，德国的现金流断了，美国资本远远不断的从德国抽血，德国就成为了这次经济危机受到损失最为严重的欧洲国家。

一战以后到二战之前的欧洲各国

此时的德国，通货膨胀、极高的失业率，人民困苦不堪，而魏玛政府无能为力。正是这样的背景之下，希特勒带领纳粹党在德国的国会选举中获胜，希特勒成为总理，后来德国总统兴登堡死了，希特勒掌握所有大权，成为德国的元首。

纳粹政府切断与国外的金融往来，防止资金外流，同时兴建高速公路等基础实施等促进就业，打击犹太金融资本家，获取资金支持，于是德国在希特勒手里居然复兴了。

二战前的德国拥有私人小汽车并非奢侈的梦想

复兴的德国很快成为欧洲第一强国，这里面不仅仅体现在德国重新扩军备战上，还体现在德国为民众建立了比较完全的福利制度，比如德国人当时普通家庭就已经拥有了私人小汽车，普通的德国人也能够前往地中海进行度假，因此德国人疯狂的拥护他们的元首，即使元首要带他们走向毁灭。

面对着德国的复兴和重整军备，英法两国却表现得十分软弱，德国突破了《凡尔赛和约》对其海陆空的军备的限制，扩充了陆军，重建了空军，并对海军扩大规模，开始兴建战列舰。德国海军甚至还有野心勃勃的建设航空母舰的计划。

同时德国陆军公然开进了《凡尔赛和约》规定的莱茵河东岸非军事区，并且还将奥地利并入德国。对此英法两国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表态，英法两国国内甚至有彻底放弃对于德国的限制，以改善同德国的关系，同时不再进行备战，以缓解本国经济压力的呼声。

以绥靖著称的英国首相张伯伦会见希特勒

一战后，作为德国世仇的法国，为了防止德国的重新崛起，不仅对于德国索要巨额的战争赔款，并且划定法德边境莱茵河以东不允许德国驻军，为了逼迫德国偿还贷款，法国还曾出动军队占领德国最重要的鲁尔区工业区。

此外为了限制德国，战略上包围德国，法国对于德国周边的一战后新兴国家波兰、捷克等国签订同盟条约，对德国进行战略合围，这些举动看似是英法对于德国的深深的戒心，但是德国真正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态势的时候，英法先怂了。

1938年德国与奥地利合并之后，德国很快对于日耳曼人占据多数的捷克的苏台德区充满了兴趣，捷克当时全称还是捷克斯洛伐克，是一战后新成立的国家，捷克兵工业发达，是我国抗战期间著名的捷克造机枪ZB-26轻机枪的原产国）。德国人咄咄逼人之下，捷克人也急眼了，捷克政府自恃有法国盟友支持，在德国威胁之后，捷克也进行了全国总动员，拉开架势要和德国人干。

可是这时候，英国的首相张伯伦立即飞往德国柏林与希特勒会面，后来法国总理达拉第也赶往德国，他们去不是为了帮助捷克捍卫主权，而是要去灭火，而后意大利的墨索里尼也来到德国，随后四国领导人闭门会谈，最后商谈的结果居然是将苏台德地区割让给德国，而作为受害者的捷克人，居然没有出现在会议上（这与后来1945年英美苏雅尔塔会议上在中国没有在场的情况下，将外蒙古从中国领土上分离是何其的相似）。

而后法国将会谈的结果通知给捷克，士气可鼓不可泄，本来还是热血澎湃进行全国动员的捷克，瞬间向泄气，服帖的将苏台德区割让给德国。

慕尼黑会议上，英法两国无耻的牺牲捷克来换取所谓欧洲和平，也让希特勒彻底看清楚了英法两国的软弱，因此这次会议也被称为“慕尼黑阴谋”。德国吞并苏台德地区以后，到1939年3月，德国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吞并。不久英法梦寐以求的和平宣布流产，而且英法两国也彻底暴露了自己的软弱无能。

出席慕尼黑会议的英法德意四国领导人

而波兰在历史上曾三次被普鲁士、奥地利、俄罗斯瓜分，结果在一战前波兰只是一个历史和地理名词。一战后在英法等国支持下，波兰得以重新复国，此时的波兰早已忘记了亡国的苦楚，自诩为欧洲强国，外交上跟随法国同进退：它向东和英法等一起敌视苏联，并且还在苏俄最弱的时候，从苏俄的身上夺走了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

它向西执行向法国靠拢执行对德国的包围和敌视政策，并通过一战后占据原德国领土但泽走廊，将东普鲁士与德国本土隔离，而且更为叹为观止的是作为和捷克斯洛伐克同为一战一起建立的新兴国家，它们本该同病相怜，互相扶持，可是在德国吞并捷克苏台德区的时候，波兰居然也从捷克领土割走了两国有争议的切欣地区。真是自作孽不可活。

慕尼黑阴谋中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区和切欣地区

于是二战爆发前就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1.波兰本身敌视德国和苏联，于是德国和苏联都想要干掉他，于是在1939年8月苏德两国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秘密定好了重新干掉波兰的计划。

2.波兰不知死活的从捷克身上夺走切欣地区，这对于将捷克视作自己盘中餐的德国来说，简直是虎口夺食，不知死活，而且波兰尚不自知，还牛哄哄的和德国、苏联作对，乃至后二战爆发时，德国就找了一个波兰人袭击德国的借口，而德国人深信不疑。

3.从慕尼黑协定迫使捷克割让真个苏台德区，到后来德国吞并真个捷克斯洛伐克，英法仍只是抗议并没有做出任何反应，希特勒更加坚信自己判断，英法就是纸老虎，软弱无比，他们对于捷克斯洛伐克如此，对于波兰也必然如此，事实果然如同希特勒所料，1939年9月德国闪击波兰时，英法联军就在西线“狠狠”的用眼睛来等着德国西线军队，用眼神和嘴炮来声援他们的盟友波兰。

1939年苏德瓜分波兰

就是这样的事实和情况，德国干掉了波兰，就在华沙被攻占后，苏联红军也从苏波边境进入波兰，苏德两国再次瓜分了波兰。

事实上如果德国首先进攻西线，那么作为法国的跟屁虫，波兰必然会大举进攻德国来策应法国，而如果德国首先进攻波兰，英法必然袖手旁观，而希特勒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果断出手灭掉了这个讨厌的法国小马仔。

1933希特勒才正式掌握德国最高权力，但到1938年才短短五年就能启动他的战争机器开始入侵波兰，开

一、1933年到1936年，前期的战争努力

在1919年凡尔赛条约之后，德国国防军就在为德国的重新武装而秘密努力，但是直到希特勒上台时为止，德国的总体经济政策都是建立在和平国家通常的那些经济需求上的。希特勒上台之后，德国经济开始向总体化的重整军备目标转变。这样的转变，是与纳粹德国的外交政策密切相关的。而纳粹德国的外交政策又是由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所明确阐明的长远目标所决定的。纳粹德国的外交政策可以从以下两个政治口号中得到精辟的概括：一个是“扩张领土”，另外一个是“征服生存空间”。在德国1936年的“四年计划”和1937年的《霍斯巴赫会议记录》（注）中，都详细地对这些目的做了解释。

这些外交政策的基础，是以项雄心勃勃的军备计划。到了1936年，德国的军备力量已经赶上、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了英国、法国等国的军备力量。到了战争爆发的时候，纳粹德国的累计军费开支已经达600亿帝国马克，所占国家年度财政预算的比例从1932年的4%增加到了1938年的50%，相当于德国该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7%。同在1938年，英国的军费开支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美国为1%（见下表）

由于德国中央政府的财政资产（步包括各州和行政区）在1933年到1939年之间只能负责军费开支的三分之二，所以为了担负如此庞大的开支，就必须建立起新的财政程序和财政制度。

德国政府为了不让公众看到政府为了重整军备而负担着巨额的债务，发行了一种“冶金研究所证券”。“冶金研究所”是一个纯属虚构的机构，它的资本由各主要军火生产厂家提供。德国政府用这种证券偿付军火购置费用，而在德意志银行的担保下，这种证券交到军火生产商手中后将不兑现，或尽量把兑现期延后，利息由政府支付。这就相当于德意志银行向政府提供了一笔规模巨大的信贷。在1937—1938财政年度快结束时，已经发行的冶金研究所证券面值达120亿帝国马克，到战争爆发时实际兑现的只有15亿帝国马克。到了1939年，军火生产商手中到期兑现的冶金研究所证券由不付利息的国库券代替现金支付。这样，德国政府（独裁者）就控制了德意志银行和德国的全部信贷权。

在希特勒执政的初期，制造军火的原料和农产品都发生过短缺情况，军队的汽油储备也即将耗尽。这种物资短缺是德国对外贸易面临的苛刻条件造成的。而且政府既要照顾到军费开支，又要满足民间的经济需求，这实际上是做不到的。直到1935年，德国规定了最高工资限额，国家得以从全国岁入中抽调更多的钱，才得以偿还了日益增加的公众债务。

第三帝国最喜欢标榜的成就之一就是解决了德国庞大的失业人口问题。不断扩大的军备需要刺激着军火工业和相关产业的畸形繁荣发展。“熟练的工人进兵工厂，不熟练的工人修筑高速公路”，这些失业大军进入劳动力市场后，尽管平均薪金很低，但是社会的总体购买力增加了。当然，德国国内基本消费品的匮乏使得购买力的增加仅仅停留在帐面上。作为解决途径之一，纳粹提倡德国的人民大众一种朴素的、农民式的简朴生活，求温饱不求奢华。号召人们用鱼代肉，用黑面包替代白面包，用人造黄油替代真正的黄油。高级食品如野味、贝类、鱼子酱、肥鹅肝和进口的高级酒类仅仅在大饭店和高级食品店里出售，享用这些美味被宣传为非德意志的、罪恶的和堕落的行为。普通的中产阶级美味如热带水果、进口肉类、咖啡、白面包和新鲜黄油，在德国的市面上也不是经常能够见到。总体上讲，在当时德国这种“大炮代替黄油”的政策下，民生只是次要的问题。

除了国内的困难以外，德国对外贸易的条件也变坏了。1933年之前，德国曾经因为国际市场原材料价格的下跌而获利。但是在1934年和1935年，国际市场上工业制成品的价格不断下跌，原材料、食品和半成品的价格却不断上涨。这对德国这样的工业国家是非常不利的。德国政府官员就曾经考虑过，如果军备扩张速度保持不变，就从1935年秋季开始在德国国内实行食物配给制度。军备水平和生活水平同时提高，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政府任命戈林担任原料和通货部的调解员，随后又任命他为这个部的经济协调员，专门负责解决这个令人烦恼的问题。1936年之后，德国利用先进的工业产品向中国、丹麦、苏联和东欧各国换取了大量农产品和原料。但是德国国内消费品短缺和民众生活水平低下的状况，直到战争结束都未能彻底解决。

燃料问题比对外贸易和原料供应方面的问题都严重。这是后来在1936年制订备战的“四年计划”的主要原因。德国的石油主要来自罗马尼亚和波斯湾的美、英石油公司，此外还从匈牙利和爱沙尼亚进口少量石油和油页岩。德国国防军曾经发誓要在德国生产出人工合成汽油。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以及考虑到战时不依赖国外的石油来源，就必须用液化煤炭的方法大量生产燃油。这个任务交给了规模巨大的I.G.法本康采恩。钢铁和橡胶方面自给自足化的尝试也一直在努力不懈地进行，而且象食品和消费品方面的尝试一样，最终的成果不是很好（人造橡胶工业除外）。

注：《霍斯巴赫会议记录》，Das Hossbach Protokoll，Hossbach Memorandu。 弗里德里希·霍斯巴赫是纳粹德国国防军总参谋部的上校。他以记录官身份参加了希特勒于1937年11月5日在柏林召开的军事首脑会议，记录了希特勒讲述的纳粹德国侵略扩张计划的细节，并在11月10日将其整理提交给总参谋部。从下午四点到晚上八点，希特勒在这次会议上发表了长达四小时的长篇大论，并详细地阐述了征服各个国家的先后顺序——首先是征服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作为对付苏联的重要的初步行动。后来纳粹德国按照这个顺序开始了战争行动。出席会议的有希特勒、国防部长冯·勃洛姆堡元帅、陆军总司令冯·弗立契男爵、海军总司令雷德尔海军上将、空军总司令戈林、外交部长冯·牛赖特男爵和霍斯巴赫上校。这份会议记录后来成为1946年纽伦堡审判中的重要证据。

二、1936年到1940年，“四年备战计划”

1936年8月纽伦堡党代会上，希特勒提出了一个全面备战的“四年计划”。他随后任命戈林为“四年计划”的全权负责人。德国开始了全面的战争经济计划阶段。希特勒宣布了四年计划要达到的目标。经济上承担的任务是，给德国人民创造若干“自力更生”的条件，也就是说，给德国人提供武器，以便打一场不可避免的战争。鉴于德国经济的发展因缺少“生存空间”而受到限制，因此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只有扩大“生存空间”才能保证德国人民获得生活的资料。换言之，也就是为德国获取食品和原料的来源。然而当时的情况是，德国的经济只能部分地满足人民的需求，在那段时间里，德国经济的职能有两个：一个是在有限的领域内保证人民的生活条件，另外一个是创造若干能“自力更生”的条件。军事上的努力要辅之以经济上的努力。在四年的期限内，要组织调整德国的经济，以便支援耗费巨大的战争。要尽一切力量发展燃油、合成橡胶、钢铁、化工工业，以减少德国对进口原料的依赖。

希特勒对经济工作的指示是德国总体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样，为获取国外原料，武装手段就不可避免了。后来从一些缴获的资料中可以看出德国的经济部门为德国夺取原料产地做出的一些建议和贡献。这些建议得到了戈林的支持，但是要达到的目的还是老生常谈，即德国如何武装起来打赢最后一场战争。与德皇的军火和经济巨头们在一战当中所做的同样建议比较起来，唯一的新意就是把德国的经济自给自足与扩张主义联系起来。这和经济部长雅尔马·沙赫特的最终目标——重振德国经济并使之重返世界市场——是正好相反的。所以德国成立了一个不隶属于经济部，而是直接向戈林本人负责的四年计划委员会。

德国出现了以戈林及其亲信为核心的一个特殊集团，掌握着全国的贸易、生产、国民经济和原料分配——不幸的是，在兼任空军头子的戈林领导下，这种分配必然向空军、航空工业部门以及遍及德国各地的所谓“赫尔曼·戈林”康采恩的各个企业倾斜，因此根本就不可能是公平的分配。

在1936年到1942年期间，四年计划的组织和目的几次改变，但从1938年夏季开始，它在经济方面的重点就已经集中到拟订发展原料和常用消费品的计划。在这一时期，四年计划也考虑到了发展农业生产。此外，工资和物价的管制、劳工、海外投资等问题也在这项计划的考虑范围之内。也是从1938年夏季开始，计划人员把发展那些与装备机械化部队有关的工业列为首要的考虑重点，包括那些制造合成燃料、装甲、枪炮和发动机的工厂。从宣战到1942年，“四年计划”的相关执行组织成了整个德国战争经济中最主要的部门。它能够为国防军提供大量的武器装备和燃料，但是并没能消灭那种官僚机构的争权夺利和拖拉延误的作风。这样一来，事先制订好的发展原料、消费品和合成制品的指标必然要经常修改，数量多得不合理，时间期限短得不合理。重要战争物资的生产本应该由军方掌握，但是也被放进了四年计划那些生产原料和消费品的计划之中。同时，四年计划下属各部门各自为政，通常不能从全局的角度考虑资本的周转、生产的周期、劳动力的分配和运输的途径，因此这些部门常常是产生错误的根源。当然，这种体制也有一定的灵活性，在某些资源全部集中到某一个部门掌管的情况下会产生很好的效果。

四年计划在德国的战争努力中所起的作用，如果要进行确切的统计是不可能的。因为它只在某些特定的工业部门中控制个别的项目。但是可以从四年计划的投资中看出它的各种活动的规模。从1936年到1942年，四年计划的总投资额达132.5亿帝国马克，占该时期德国工业总投资额的50%。在四年计划的投资中，生产碳氢化合物的投资占41%，合成纺织品的投资占21%，生产重金属的投资占10%，生产炸药、弹药和其他武器成品的投资占12%。尽管一些生产项目没有实现，但是总的来说四年计划还是比较成功的——起码德国政府的看法如此。在战争的最初几年当中，德国的这些战争物资从来没出现过严重的短缺。

尽管军工企业得到了绝大部分的投资，但是消费品工业的投资也得到了小幅度的增长。德国政府担心消费品的短缺将会导致不可收拾的局面。

德国工业投资结构在1938年和1939年的改变说明，经济体系的负担日益加重，需要政府不断地加以调整，以便使各个部门之间出现的不平衡得到纠正。虽然经济上出现了这种状况，但是人们不能因此推理说，因为军备开支如此之高，所以战争是不可避免的。纳粹思想的唯物力论造成了生产状况的极度紧张，国家经济结构的变化使社会压力逐渐增大，同时也使战争的诱惑力增大。同样，德国那种以备战为基础的经济恢复和经济建设，存在极其危险的局限性。即使社会公众舆论未对这种战争经济动员加以阻碍，这种经济也只有在不断爆发危机的情况下才能进一步向前发展。

三、1939年到1945年：战争经济的确立

战争爆发伊始，德国与其软弱而无准备的邻国相比，在战争物资的储备方面享有优势，从而获得极大的好处。这样就使得他们得以利用闪电战战术，在连续两年的时间里接连取得胜利。但这并不意味着纳粹德国在战争准备上的那些愿望和目标得到了实现。尽管德国的大部分资源均划归军用，但是它的战争机器并未能如它的宣传鼓动人员所说的那样，成为不可抗拒的巨人。1939年之前，德国有两种互相矛盾的倾向处于不稳定的平衡之中。一种倾向是搞战争经济。另外一种倾向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纳粹党在表面上是团结一致的，但是在对这两个倾向的看法和应该采取的办法上存在严重的分歧。最后由希特勒拍板决定，为了避免民心低落，在德国进入战争之前的一个阶段，必须使德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同时德国也得以借这个机会大量囤积非武器方面的战争物资——到开战时，德国已经储备了足够全国食用两年多的粮食、糖，27万吨猪油、腌肥肉和黄油，以及大量的饲料用燕麦、玉米。同时，德国军方还囤积了很多皮革、布匹和丝绸（可以用来制作降落伞等战争物资）。这些都是战前的努力成果。事实上，与英国在1940年窘迫的处境相比，德国人民的生活在该年达到了战时的最高水平。从被占领国家运来的大量农产品、肉类和奢侈品繁荣了德国的市场，被占领国家支付的巨额占领费更使得德国得以将这些国家的消费品市场搜刮一空。而英国却不得不对基本民生物资实行严格的配给制度——肉、蛋、糖和水果的消费量分别下跌了27%、56%、35%和56%，糖果、黄油、茶叶和咖啡的配给量几乎是零。1940年到1945年出生的整整一代英国孩子在1946年之前没有见到过香蕉。

另外一方面，尽管存在很多的内部问题，但是事实证明，由中央统一计划经济问题这种策略对当时以战争经济为中心内容的德国来说是正确的，就象在战场中集中使用兵力的原则一样，对于战时经济的掌管越集中化，其效率就越高。就象前面的数据所说明的，英国的战争准备极糟，战争爆发后的对经济的笼统计划和管制也不适用于英国那种民主政治制度。

战争爆发后，德国建立了上夜班、节假日上班和奖励加班加点的制度。工人们在战争初期很愿意延长工作时间，以便换取加班费。某些部门的工人每天平均工作时间达10小时到12小时（不包括后期的奴隶劳工）。1940年1月，德国新征召的工人数量达到了140万。到1942年下降到了80万——主要原因是由于外国劳工的补充以及建立了合理化的劳动分工制度。

从武器的生产数量和工人薪金的变化等指标来看，1940年和1941年的经济动员规模并没有扩大。甚至一系列与战争努力有关的法律因为效果没有预期的明显，也在开战后不久就被废除了。这样，限制工人自由流动和冻结最高工资两个德国劳工政策的核心指导方针都在无形中失效了。德国工人的平均薪金在1939年9月到1941年6月之间增长了10.4%。德国妇女的动员并不象英国那样有效。德国人的传统观念一直认为妇女的工作岗位就是厨房和缝纫间。英国的妇女劳动力在开战后增加了18%，大量妇女补充到军工生产、后勤、交通、农业等部门中。同一时期，德国的妇女劳动力数量却在一直下降。1941年之前，德国兵工厂的人数只增加了11%。兵工厂的大生产直到阿尔伯特·施佩尔掌管这方面个工作时方才开始。

当战争拖延的时间比预期的要长得多时，德国建立了一种能够充分满足战争需要的体制。此时也是经济动员的第二个阶段。希特勒不得不承认，闪电战没能打倒苏联巨人。到1942年年初，他对速战速决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因此有必要重新拟定战略计划。德国国内、被占领地区以及德国卫星国的战争经济发展方向，随着两个人的职务任命而有所变化。一个是施佩尔就任武器和军事工业部部长；另外一个是弗里茨·沙克尔在1942年春担任劳工部长。施佩尔倾向于搞集权，但是为了提高生产力，他也同意工厂加强管理方面的自治。在拟定计划方面，新的方法取代了1942年以前那些老的程序，因为这些老方法已经因为各式各样的权力斗争、争权夺利和随意修改而变得不实用了。施佩尔搞集权的方法一开始就遭到戈林和德国国防军内部某些部门的反对。尤其可怕的是来自戈林的怨恨和嫉妒。施佩尔曾经自嘲为“在德国空军司令官监督下、根据‘四年计划’掌管军工生产的总负责人”。由于施佩尔的任命，戈林的“四年计划”宣告结束。但是这个名词在德国投降之前一直使用着。

1942年，德国最高统帅部下属的防御和军械部门并入德国武器和军事工业部。德国海军下属的类似部门也走上了同样的道路。到1944年，施佩尔还设法控制了德国空军属下的武器军械部门。这样他便可以对中央计划委员会和军队的计划部门进行压制了。后两者曾经负责做出全部的重要决定。这样，施佩尔就完成了国家经济的总动员计划。他现在掌管了除负责征召劳动力方面以外的全部军工企业管理部门和行政部门。“四年计划”指导生产的权力现在都归了施佩尔。这些权力包括：现有生产计划的制订权和执行权；更改计划的最后决定权；设置新的生产部门；原材料和半成品的分配……。即使海军和空军设法保留了对一些船厂和飞机厂的控制，施佩尔还是能通过给予或拒付原材料的方法来控制他们。

这种集中控制的第二个特点是，鼓励私人企业的发展。通过建立工业自我管理机构以及在各工业部门内部设置有权威的委托代理机构和联营机构，德国第一次能够使大规模生产体系标准化，并从中得到好处。无论是位于埃森的规模巨大的克虏伯兵工厂还是西里西亚地区只有十多个人的家族小工厂，都可以按照统一的标准生产同样规格的枪管、子弹、齿轮和其他产品。这种新的控制体系对于经济和生产是有巨大好处的。1940年到1944年，平均的武器产量增加了两倍。最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期间消费品的产量只有少许降低。与外国观察家的期望正好相反，积极备战的德国工业总产量在整个战争期间均保持持续增长的势头，即使1945年最初的那几个月也是如此。

1942年后，唯一不受施佩尔部长管辖的一个部门就是就业总委员会。1942年3月27日颁布的一个命令规定，沙克尔对就业大军负有监督和统制之责。在此以前，根据四年计划的规定，这一职责由几个部门分别负责。

沙克尔特别注意按照武器和军事生产部的需求征集和分配劳动力。这种体系在后来的战争岁月中又有所扩大。这位掌管劳工的头头获得了迄那时为止劳工方面最大的权力。为了增加劳工的数量，他个人有权力颁布法令、采取必要的措施，以及制订他认为需要的政策，而置劳工部于不顾。因为各地方长官的支持，沙克尔的权力得到了巩固。1942年4月6日，他颁布法令宣布这些地方长官是他的代理人。沙克尔是制订劳工政策的最高官员，而他最关心的是从国外征集劳动力。其次是对德国的工人进行等级评定。最优秀的熟练工人可以得到最优厚的供给和丰厚的奖金。沙克尔的工作卓有成效，仅1942年一年，德国的劳工数量就增加了130万。

增加的劳工中，最主要的来源是征集外国劳工。沙克尔和法奸皮埃尔·赖伐尔规定，法国每提供5个志愿劳工，就可以换取释放一个法国战俘。法国的警察在电影院和咖啡馆里兜捕青壮年劳动力，把他们带到警察局，然后运往德国——很多人利用回法国休假的机会逃往英国和西班牙，或者在国内参加了地下军。法国一共输送了60万名劳工。在荷兰和比利时则主要是依靠通敌分子们的欺骗宣传，以及萧条和失业的威力，送去了35万人。墨索里尼与希特勒签定了相关协议，许多意大利劳工在签定合同后被送往德国，主要是建筑工人，在托特的“大西洋墙”筑垒系统中工作。如果说这种征集在西欧主要是通过自愿登记和被占国政府的配合，那么在东欧和中欧，就完全是赤裸裸的奴隶掠夺了。这些外国劳工工作条件恶劣，营养不良，工资很少，又受到歧视和虐待，待遇仅仅比集中营那些奴隶劳工要好一点而已。因为这种野蛮罪恶的劳工政策，沙克尔在战后的纽伦堡审判中被判处死刑，丢了性命。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德国劳工政策的两种重要趋势。第一个是用强行征集外国劳动力的做法，至少在数量上弥补了德国男性劳动力的不足；第二个是，由于思想意识上的障碍，增加女性劳工数量的做法失败了。但是不管怎么说，1944年德国产业工人的数量与1939年大体持平，生产效率却提高了。军火工业的某些部门在1944年之前，曾经出现过生产激增的情况。类似的还有化学工业部门（产量增加了30%）、内燃机生产和燃油工业部门（增加了85%），电力工业部门（发电量增加了26%）。而且德国人民的吃食也是在战争进入了第五个年头后才逐渐变坏。1943年以前，德国国内对所有消费品实行严格的配给，再加上被占领国家源源不断的贡款，以及卫星国的进贡，德国人民的生活水平相对其他欧洲国家还是比较高的（前文所说“德国国内消费品短缺和民众生活水平低下的状况，直到战争结束都未能彻底解决”，是同美国、加拿大、瑞士、瑞典等国家，以及一战前的德国本身比较而言的）。

注：意大利为1943年9月后数据，其他国家包括挪威、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斯洛伐克、希腊、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轴心国不需缴纳占领费，但是需要缴纳其他贡款，并且经常被德国勒索提供“贷款”。

（弗里茨·费德劳，《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经费的筹措》，1962年蒂宾根版）

各个被占领国家和卫星国在向德国提供原料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1943年德国使用的原料中，55%到100%的铁矿石、硫、硅、氮都来自被占领国家。从1941年开始，德国有规律地用火车将在苏联缴获的战利品运回国内，以保持他们的生产速度。在德国人建立的“欧洲新秩序”下，欧洲每个国家都要为供养庞大的德国怪兽而耗尽力量。俄罗斯提供奴隶劳工和各种原料，乌克兰提供小麦和玉米，丹麦和荷兰提供奶酪、肉类和黄油，挪威提供电力，瑞典提供矿石，瑞士提供优质的金融服务，匈牙利提供铝矾土，罗马尼亚提供石油和小麦，比利时提供钢铁和机器，法国则提供从粮食、酒类到钢铁、铝、武器、引擎、汽车……无所不包的东西。当然，与战争无关的私人小汽车、电冰箱、真空吸尘器和钢琴等消费物品在战争结束前，都不准再生产。不过这不限于德国，英国和美国也是如此。

德国政府曾经试图减轻日益增长的战争费用加在人民大众头上的负担。1941年，德国个人年收入一万帝国马克的所得税率为13.7%，相比之下，英国人同样的年收入（1000英镑）需要缴纳的所得税比率为23.7%，再加上其他税收，总的税率达38%。德国个人年收入十万帝国马克的税率为55%，而英国为85%。英国对奢侈品征收100%的消费税，非工资的意外收入，每1000英镑要征收94%的税。在战争期间，英国发行了84.67亿英镑（850亿帝国马克）的公债。作为对比，德国为战争付出的代价为6570亿帝国马克，其中只有1847亿帝国马克是通过税收解决的。德国政府更喜欢通过隐蔽的方式获得财政支援。它强迫所有的公众资本存储中心同意，德国政府有权在紧急情况下任意处置他们的资产。这样，德国人的养老基金、社会保险基金等大规模的公众资本就都在政府的掌管之下了。此类暗箱操作可以给德国大众一种稳定的假象，避免因突然增税而带来的心理创伤。在1944年以前，大约有1600亿帝国马克的公债（大约相当与德国的国内税收总额）由这些公众资本存储中心偿付。政府的剩余赤字则由发行钞票的方法解决。到1945年，德国国家公债已经达3400亿帝国马克。但是这种情况实际上对德国的 军火生产和作战没有大的影响，因为尽管政府负债累累，还是可以通过一纸征用令来获得所有的物资。从所有的迹象看来，在战争结束时，德国的货币体系已经面临崩溃的边缘。战后联邦德国货币改革时，不得不规定限制帝国马克兑换新德国马克的数量（按1：1兑换，现金以40马克、银行存款以1000马克为兑换上限），以免德国经济崩溃。

最后，关于第三帝国的经济动员情况，还有一个现象。1942—1943财政年度，德国的生产水平达到了令人吃惊的高峰，尽管战争在这个时期达到了最激烈的阶段。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闪电战取得了空前胜利，因此德国得以动员欧洲大部分地区的力量，在最短的时期里把这些国家的经济潜力利用起来。德国在这个短暂的时期内，自认是一个经济巨人。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起码与美国和苏联相比，它并非什么经济巨人。美国的军事和经济优势是势必要大显身手的。到了1944年初，德国的资源已经耗尽，而盟国却有美国这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巨大资源宝库，以及民主国家庞大的人力资源。这也是希特勒之辈一直加以蔑视和忽略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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