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贷资产相对不良？

什么是不良资产？怎么处理？

不良资产是一个泛概念，它是针对会计科目里的坏账科目来讲的，主要但不限于包括银行的不良资产，政府的不良资产，证券、保险、资金的不良资产，企业的不良资产。金融企业是不良资产的源头。

银行的不良资产严格意义来讲也称为不良债权，其中最主要的是不良贷款，是指借款人不能按期、按量归还本息的贷款。也就是说，银行发放的贷款不能按预先约定的期限、利率收回本金和利息，银行的不良资产主要是指不良贷款，1998年以后中国引进了西方的风控机制，将资产分为“正常”、“关注”、“次级”、“可疑”、“损失”五级分类，其中将“正常”、“关注”归为银行的存量资产，将“次级”、“可疑”、“损失”三类归为银行的不良资产。除最主要的不良贷款以外，银行的不良资产还有不良债券等。见诚资产指出NPL周期中，随着不良资产证券化、债转股的落地，银行的不良资产也可以变通地参与到企业的股权以及生产经营中，并赋予监事职能。

政府的不良资产，证券、保险、基金、信托的不良资产，非金融企业的不良资产适用统一会计准则，该类不良资产是指企业尚未处理的资产净损失和潜亏（资金）挂账，以及按财务会计制度规定应提未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各类有问题资产预计损失金额。

一、两个阶段

中国银行对不良资产的划分可分为两个阶段

一是1998年以前，银行业按财政部1988年在金融保险企业财务制度中的规定，即“四级分类”，俗称“一逾两呆”，也就是“逾期”、“呆滞”、“呆账”。按这种方法提取的贷款损失准备金仅有普通呆账准备金一种，为贷款总量的1%。

二是1998年以后，中国将资产分为“正常”、“关注”、“次级”、“可疑”、“损失”，即“五级分类”。1999年7月，央行下发了《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全面推行贷款五级分类工作的通知》及《贷款风险分类指导原则（试行）》。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的规定，通常提取的专项准备金比例为：关注2%、次级25%、可疑50%、损失100%。后三类为不良资产。

二、解决办法

专人催收

银行自身成立专门机构或指定专人催收。仍留在银行的不良资产，一类是已无收回可能的呆账，一类是1996年《商业银行法》生效、商业银行自主权扩大后发生的应收未收的贷款及其利息。这后一部分不良资产发生时间不长，情况明朗，收回的可能性较大，应由债权银行成立专门机构、调集专人催收。对主动想办法归还拖欠贷款的企业，银行应积极给予其所需的新的贷款支持，以鼓励形成良好的社会信用风气。

冲销

加大对不良资产的冲销力度。对已无收回可能的不良资产，只能用各种办法冲销。

售国有股

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在实行股份制改革，公开发行股票后，可考虑出售部分国家股权，用所得资金冲销不良资产，偿还银行贷款。

三、处理方式

一、国有银行不良资产与政府债务

中国银行系统特别是国有银行系统的“坏债”占银行贷款总额的比重很高 ，这似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们没有这方面的准确数字，只能根据各方面的信息加以估计。为了最大限度地估计风险，避免低估问题的严重性，采用见到的各种估计当中较为严重的一种，即估计不良资产占银行贷款总额的25%。

国有企业负债严重，当然首先是因为体制方面的问题。在国有企业、国有银行、政府干预这种三位一体的国有经济体制下，国有经济这个整体对社会欠下的“坏账”总会以各种形式发生（财政补贴、三角债、工资拖欠、垃圾股票、垃圾债券、通货膨胀，等等，我们这里暂不详细分析）。但以银行坏债这种特殊形式发生，其中一个具体的原因，就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政府逐渐地将国家财政对国有企业的财务责任，转移到了银行。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从“拨改贷”开始，政府几乎不再对国有企业投入资本金，企业的建立与发展，主要依靠银行贷款（当然要有政府批准），无论是固定资本还是流动资本，都是如此。所谓“国有企业”，很多其实从一开始就没有国家财政的投入。

2．当企业发生亏损的时候，政府也几乎不再给企业以财政补贴，而是由国有银行对其债务进行延期或追加新债。发生亏损的原因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可以是经营不善，也可以是社会负担（如国家抽走了各种本应留下的劳保基金等等），也可以是上级决策失误（有些企业根本就不该建），但只要发生了亏损，以前由财政出钱补贴的办法改成了银行追加贷款的办法，这是造成银行坏债增加的一个基本的直接原因。

这也就是说，银行坏债实际上起到的是“财政补贴”的作用。搞国有企业而没有国家财政为其注资和补贴，其结果必然是国有银行出现大量不良资产。这是“国有经济三位一体”的内在逻辑。在思考国有企业负债与金融风险的关系时，我们应该将财政负债的问题联系起来进行综合考察，将国企对银行的坏债视为“准政府债务”，而将国企坏债和政府负债一起都算作“国家负债”。这一分析首先可以解释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为什么中国有这么大的国有经济而政府负债却特别低（政府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只有8%左右）；另一方面是中国银行的坏债比重特别高。

这里要明确的是，只有银行“坏债”才构成“国家负债”的一部分。因为只有“坏债”才构成社会和政府负担，必须运用某种国家权力（税收、国债、货币发行、国际融资等）加以处理。只要企业还能用自己收入付息还本，其负债则不构成我们这里所说的“国家负债”的组成部分。

在更加一般的意义上，即使假定不存在国有经济，私人企业和私人银行之间发生的“坏债”，也具有“外部效应”或“公共性质”，因为由银行坏债引起的银行危机、金融危机，会对整个社会的经济稳定和经济发展造成不良后果，要解决这个问题，通常也要由政府出面，运用公共资源（“纳税人的钱”）加以处理。其他国家的实践经验（如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当前的日本、韩国等），都表明了这一道理。无论如何，从一个经济整体的角度看问题，银行坏债和政府负债，都同样可以视为社会整体的一种债务负担，其数量的增长，都意味着一个经济金融风险的加大。

从一个经济应付金融危机的能力的角度考察问题，我们也需要将银行坏债与政府负债联系起来考察。银行坏债率高，若政府债务率也高，政府在应付风险时的能力就差，相反，若政府负债较低，危急时刻就可以用增发债务的办法来清理债务，稳定经济。一国金融风险的大小，不仅取决于金融系统本身的健康程度，而且取决于政府应付危机的能力。

二、外债

另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是“外债”。中国政府所借外债并不多，不构成问题，在讨论中甚至都可以忽略不计。但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教训之一是，尽管许多外债是私人部门借的商业贷款，但到头来也都变成国家负债，也要由国家或全体国民来承担其后果。对中国来说，这个问题就更严重一点。因为中国的外债，即使不是政府借的，至少也是国有企业、国有金融公司借的，出了问题都要政府负责，都要全体国民承担。因此，从国家金融、债务状况的角度分析问题，我们不妨将中国的“全部外债”也都视为政府债务或国家债务来加以计算，以最大限度地估计金融风险。这种债务约占中国GDP的14%左右。

当然，更加细致的分析方法是只算“短期外债”，因为就风险而言，主要是短期债务起作用，引发支付危机。如果这样算，中国面临的风险似乎就更小一些，因为短期外债占GDP的比重只有1.5%左右。即使再多算一些地方上没有登记的短期外债（如“广信”事件所揭示的那样），最多也不超过3%，以此衡量的金融风险就会更低一些。

对于资本市场已开放的经济来说，问题更复杂一些，因为还要计算那些流动性较强、能够很快撤出市场的外国“证券投资”。不过中国还不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因此在本文中不予讨论。这一点请充分注意。本文提出的“国家综合负债”和“国家综合金融风险”的概念，只对我们这样的资本市场尚未完全开放的经济来说，是较为“综合”、较为“全面”的，对于资本市场完全开放的经济，则还要加进更多、更复杂的因素。我们后面所作的国际比较，也只是比较与中国有可比性的方面，而不包括其他一些方面。

三、“国家综合负债率”

以上三项，即政府债务、银行坏债和全部外债，可以说涵盖了一个经济中已经发生的可能导致金融危机的主要国民债务，其他一些潜在的、隐含的政府欠债，要么可以归结为以上三项中的一项（比如政府欠国企职工的“养老基金”债务，实际上正以企业坏债的形式发生着），要么在经济中有着其他一些对应物（比如政府对职工的“住房基金”欠账，可以由住房私有化和拍卖一部分国有资产加以偿还）。

将以上三项放在一起，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国家综合负债率”的概念，它在数量上可以由以下的公式来表达：

这可以说是衡量一国金融状况的一个综合指数，它包含了在资本账户尚未开放的经济中的一些主要的可能引起宏观经济波动和金融动荡的不利因素。

利用这一综合指数，我们可以分析以下问题。

（一）经济整体金融风险的大小（国际比较）

一国是否会发生经济危机，取决于很多经济、政治、社会、国际方面的因素。一个经济指标再“综合”，也不能绝对准确地判断一国经济是否面临陷入危机的风险。但是，较为“综合的”指标总比较为单一、片面的指标要好。利用这种指标进行的横向比较，也更能说明问题。

与其他一些国家相比，中国经济的特点是银行坏债较大，而政府负债与外债相对较小。因此，尽管中国的银行系统问题较大，国家综合负债率总的说来相对较低，1997年底只有47%，1998年也不超过50%。如果只计算中国的短期外债，这一指标就更低，只有37%左右。而其他亚洲各国的这一比率在1997年底都比中国高许多。欧洲货币联盟要求各成员国达到的政府债务占GDP的比率标准为60%；美国的同一指标也长期高达70%（请注意发达国家银行坏债较少，而且由于政府不干预银行信贷活动，出了坏债政府的责任也较小，因此我们只计算政府负债）。

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银行系统坏债问题如此严重，问题比别的一些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可能更大，但仍能保持经济稳定，经济还能增长，也没有爆发金融危机的威胁。那种仅仅根据中国银行系统坏债较多就预言中国不久也将陷入经济危机的简单推断，之所以不正确，就是因为没有综合地分析一个经济的整体经济负担。而人们之所以没能及时地预测出东南亚一些国家会陷入经济危机，也是因为只看到了一部分债务指标，而缺乏综合的观点。比如若只看政府债务，韩国和泰国当时情况似乎都不错。但若将非政府部门的银行坏债和短期外债都加到一起进行分析，结论就会大不一样了。

（二）宏观政策选择

对一国“国家综合负债”的债务结构分析，有利于我们宏观政策的选择。当前中国经济面临增长率下降、总需求不足的问题，需要政府采取扩张性的宏观政策。这时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在各种可供选择的政策工具中，哪种更为合适、有利？给定其他种种因素，从“综合债务”的结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在中国经济银行负债较大、政府负债较小的状况下，最大的风险来自银行坏债，因此，当前较为合适的政策组合是：保持较紧的信贷政策而较多地利用财政扩张政策，从而一方面继续保持银行改革、企业改革的压力，力求降低银行坏债的比重，另一方面扩大内需、保持经济的增长。

由于中国“国家综合负债率”较低，政府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相对更低，利率仍低于经济增长率（关于这个关系见后面的分析），在两三年的时间内增加一些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确保经济的持续增长，虽然不可避免地会使“国家综合负债率”以及相应的金融风险有所加大，但在假定经济体制问题不继续恶化（而是加大改革力度，包括控制银行坏债和清理对外不良债务）的前提下，这种政策不会引发严重的问题，不会发生“债务爆炸”。也就是说，对于中国来说，还有一定的“发债余地”。

从体制改革和宏观政策的关系的角度看，如果我们能通过改革控制银行坏债的增长，我们的宏观政策就有更大的操作余地，就能更多地借债（无论是内债还是外债）来支持经济的增长。

四、通货膨胀与“国家综合金融风险指数”

另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是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通货膨胀对于化解银行债务和政府债务问题有利（相反，通货紧缩对于化解债务问题不利），因为它可以使债务相对贬值，使我们的“国家综合负债率”因分母的增大而缩小（通货膨胀也可以视为一种隐含的税收或“财政盈余”）。但是，通货膨胀也会从另一个方面增大金融风险：

第一，在固定汇率条件下，通货膨胀导致币值高估，引起金融市场波动，就像一些东南亚国家前两年发生的那样。

第二，在已经存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政府就很难再用增发货币、增发债务的办法来应付金融体系中的困难，化解债务过高的问题，更不用说通货膨胀本身会引起社会、政治的不稳定。

为了将通货膨胀的不利方面也考虑进来，我们在前面“国家综合负债率”的基础上，进一步构造了以下的“国家综合金融风险指数”：

利用这一指数进行分析，当前的“通货紧缩”一方面是不利的因素，因为它使已经存在的债务相对升值（因为它导致分母“名义GDP”缩小），但在另一方面，它又有其正面的影响，因为它使政府增发债务、增发货币的余地加大。事实上这相当于是在说：通货紧缩的形势要求政府采取扩张性的政策，而且这时增发一些债务引起金融风险扩大的程度相对较小。按此公式计算的中国国家综合金融风险指数1998年底为47.95%，低于国家综合负债率50.53%，就表明了这一点。

以上这个“国家综合金融风险指数”，可以说涵盖了有关宏观经济波动的各种因素。既有前些年人们分析宏观经济问题时最为重视的“通货膨胀”和“政府债务”，又有最近两年因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而使人们逐步加以重视的“私人部门债务”（银行坏债和外债）。通过对这个指数的观察与分析，我们可以及时地对整个经济的宏观金融风险加以控制。当然，必须认识到，任何“指数”都只具有“指数”的意义，只是现实情况中一些经济关系的一种反映，而不是全部反映，不可能完全和准确地表明现实中的一切关系、一切趋势。利用一些指数，可以使我们更好地分析现实，但任何指数都不可能代替更加全面的经济分析。

以上的分析表明了中国还有一定的“发债余地”，以便采取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需要明确的是，短期内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保持经济增长的势头，因此需要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这种扩张性政策就短期来看对控制金融风险有利；但是，从长期来看，任何宏观政策都不能替代体制改革，只有改革才能从根本上降低金融风险。只不过这是不同层面上的关系，我们不在一篇文章中一起论述罢了。

五、银行坏债如何消除：重要的问题仅在于控制增量而不在于清理存量

以上的分析只是一种“静态”的分析。从动态的角度看，与各种债务相联系的金融风险以及这种金融风险发展、演变的情况，取决于其他一些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是（债务的）利息率、坏债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的关系。

为了较为方便地分析问题，也更为深入地讨论对中国经济来说目前最为“头痛”的问题即银行坏债，我们就集中地以银行坏债的清理问题为例来对动态过程中的债务金融风险问题加以讨论。我们不妨假定一切对国企的补贴都是通过银行坏债实现的，假定国家综合负债只包含银行坏债，则前面分析的一切问题都必须通过解决银行坏债来加以解决。

以D代表“银行坏债”；以 代表坏债的每年的增长幅度，它近似地是坏债本金的增长率与债务利息率的和；g代表名义GDP的增长率，它近似地是GDP实际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的和；以B代表“坏债/GDP比率”，t代表时间（年头），0代表初始年份，则我们有以下关系式：

在动态过程中，当 g，我们有

上述关系式表明，给定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只要使坏债的增长率得到控制，使之低于经济增长率，长期看，坏债的问题就不会趋于“爆炸”（ ），而是会逐步得到缓解，并随着改革的进展而逐步消除。

这一关系有以下两个重要的政策含义：

第一，解决坏债问题根本上要着眼于控制增量，也就是要着眼于体制改革，使坏债今后减少发生。只有坏债的增长得到控制，问题才可能解决，才能走出困境，否则便是陷入恶性循环，最后发生金融危机。这里的改革，首先重要的是企业的改革和政府的改革，也就是“花钱者”的改革，否则坏债问题的根子将不会被拔除。银行本身的改革当然也很重要，从短期内看首先要加强风险管理，尽可能减少坏债；从中长期看，要从根本上改变国有银行一统天下的金融体制，鼓励非国有银行的发展，发展银行业的竞争，从产权关系上进一步加强对风险的控制。

第二，“清理已有坏债”是不重要的。现有的坏债存量，是已经花出去了的钱，再清理也是收不回来的。而当前面对的 再大，在长期的经济增长过程中也是微不足道的。在这种情况下，与其用政府支出的办法去清理坏债，不如使它们继续保持在企业和银行的平衡表上，反倒有利于保持对企业和银行的一种“改革压力”。否则，体制没有改，今天清理了明天又会冒出来。不清理现有的坏债，而是着力于控制增量，存量的问题到日后会更容易地得到解决。

从以上的公式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只要我们从今天起控制住了坏债的增长率 ，使它低于经济增长率g，则不管最初的坏债 有多大，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坏债率都会逐步降低，处理起来会越来越容易。

需要明确的是，在加强银行风险管理的问题上，应将“坏债率”B的缩小作为目标，而不是将减少坏债的绝对额作为目标。而要想保证坏债的问题不日趋恶化，最根本的就是要确保经济增长率高于坏债的增长率。这就是为什么：第一，体制改革是重要的（以确保坏债增长率下降）；第二，经济增长是重要的（它使坏债的比率下降）。

再做进一步细致的分析，我们还可以注意到以上公式中的另外两个隐含的关系：

第一，“坏债率”的分子中所包含的“坏债增长率” 近似地等于坏债本金的增长率与利息率的和，其含义是今后还本付息的总额的增长率。坏债本金的增长，当然越低越好，这取决于体制改革。而给定坏债增长率，债务的利息率越低，债务增长所引起的风险越小，反之则越大。这意味着，在利率较低的情况下，为了实行扩张性政策，增加一些债务，所会引起的风险较小。

第二，“坏债率”的分母中所包含的“GDP名义增长率”（近似地）等于GDP实际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的和。这实际上也是说通货膨胀对解决坏债问题有利而通货紧缩对解决坏债问题不利。可以想象，如果我们每年有7%的GDP实际增长率，同时有5%的通货膨胀，我们的坏债，每年就相对贬值12%；如果坏债就那么多，改革使坏债不再增长，5年的时间内，尽管我们一点清理坏债的事情也不做，我们的坏债率仍然可以相对地减少50%。认识到这一点对我们清理坏债是有启发意义的。

银行为什么会有不良资产?

银行的不良资产主要是不良贷款，主要是由于客户不能够按照约定日期、利率、金额归还贷款造成的。建议你看一下，上面写的详细一些。

银行不良贷款形成原因及解决方法

;     我国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的产生原因：银行不良资产产生的原因除了部分国有企业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经营和财务管理遇到困难以外，还可以分为外部经济环境因素和商业银行内部因素。

一、外部经济环境为不良信贷资产的产生提供了赖以生存的条件。

      1.部分国有企业资本金严重不足，银行贷款被用作铺底资金。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需要占用的资金是不等量的，其最低额是企业必须经常占用，在需在资金最少的时候也不会空闲出来，这种最低限额的铺底资金，应该使用资本金，而不宜使用银行贷款，使用了贷款就无法归还。改革开放以来，财政安排的经济建设资金绝大部分用于基本建设方面，老企业需要增加的流动资金几乎完全依靠向银行贷款，甚至于有的新企业基本上是使用银行贷款建成的 。这就使得一些国有企业负债过高，大量银行贷款无法到期收回。

      2.市场机制不健全扭曲了政府、企业、民众的经济行为。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充当了同国有商业银行信贷资金的调解人，变相误导了银行的经营作为，扭曲了部分贷款的合理投和向。同时我国市场经济基础薄弱，市场机制不够健全，政府、企业和民众对商业银行经营行为商业化、贷款市场化、交易的诚信原则不能很好理解和贯彻，从而形成的经济、金融、法律、社会和民事环境，银行的权益受到伤害，不良贷款日积月累。

      3.信用观念的扭曲。由于企业拖欠贷款的现象存在多年，而且大多数拖欠者都没有受到利益的损害，有些甚至还得到了好处，天长日久就使得人们的信用观念转变、扭曲、颠倒，加之少数地方政府和主管部门维护社会信用不力，默许一些国有企业把自己的损失转嫁给国有商业银行，而国有商业银行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不正确的观念，对贷款能否及时收回注意不够，对到期的贷款催收的工作也抓得不紧，这些都严重损害了银行的利益，致使银行的不良贷款加重。

二、国有商业银行内部因素对不良贷款的增加和膨胀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贷款风险监测机制不健全。认为信贷管理重物不重人，缺乏对企业法人或经营主管的品质、素质和个性等方面的综合考虑：信贷风险监测制度不完备，限于风险贷款的统计工作，缺乏贷前、 贷中和贷后环节的风险评估，不能做到及时掌握贷款企业的资产、负债、盈亏情况的变化：预警机制没有建立，很大程度上不能有效监测信贷风险。

      2.贷款管理机制落后，自我约束力不够。近十几年来，国有商业银行的业务发展突飞猛进，但不容忽视的是，在贷款管理上存在着重数量规模，轻质量效益的粗放经营倾向，重贷轻管，重放轻收，跟踪不到位，约束力不够，特别是违规操作比较多。可以说贷款管理机制的落后、管理环节上的薄弱是不良贷款产生的一个根本原因。

      3. 防范和化解不良信贷资产，对国有商业银行来说是一项艰巨而又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眼睛向内，找准突破口，多管齐下，标本兼治，更新观念，把不良信贷资产提升到一种可挖掘利用资源的高度加以认识。

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存在带来的后果

      2006年外资银行在中国正式享受国民待遇，国有商业银行将面临外资银行的激烈竞争。如果不良贷款比例不降下来的话，银行的经营效益首先会受到严重的影响。不良贷款的贷款利息难以收回，银行还须支付储户存款的利息。另一方面，银行大量的资产沉淀在不良贷款上，银行资产的流动性大大地降低，影响银行的经营效益。随着银行商业化进程加快。银行的政府色彩将会越来越淡，银行要凭自身在社会上的信誉，靠银行的经营效益和服务质量来蠃得客户，如果不良贷款的比例高而效益下降，银行就会难以生存，将会在和外资银行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1.不良贷款的存在不利于银行业及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银行发放贷款的资金主要来自存款，不良资产过多，许多贷款无法收回或不能按期收回，就有无法支付到期存款、发生存款支付危机的可能。我国商业银行现在存款支付没有发生问题是因为有多年来形成的良好信誉，加之有国家作为其强大后盾，能吸收到大量新的存款，可以利用新存款支付老存款。如果情况发生变化，某家银行的新存款减少，老存款的支付就可能出现困难。如果国有商业银行出现支付困难，则我国银行甚至于整个国民经济就可以出现动荡。

2.不良贷款的存在会助长企业互相拖欠贷款，使社会信用恶化。企业相互拖欠贷款和国有企业拖欠国有银行贷款，是当前社会信用恶化的两种主要表现，而且它们的根源是相通的、互为因果的。企业相互拖欠，销货企业不能及时收回销货款，归还银行到期贷款，银行的不良资产就会增加。反之，银行不良资产增加，等于接受了被拖欠企业转嫁过来的损失，减轻对企业催收贷款的促进和推动力度，等于银行放纵和助长了企业相互拖欠贷款。因此，只有采取坚决措施解决企业拖欠银行贷款问题，才能促进和推动企业间清理贷款拖欠，使整个社会信用状况得到了改善。

3.不良贷款的存在损害了银行和经济的发展。经济要加快发展，必须要有相应的信贷支持。如果银行的不良资产越来越多，则银行不仅要用于贷款的资金减少，而且不敢放手发放信贷，从而对经济发展造成不利的影响。银行不良资产的增加，对银行业务的发展危害也很大。一些国有企业信用状况不好，主要表现为对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不守信用，而对外资银行却是守信的。加入WTO后，我国同外资银行的竞争加剧，外资银行必然千方百计地同我国商业银行争业务。如不采取有效措施，整顿国有银行同国有企业的借贷关系，彻底消除企业拖欠银行贷款的 现象，则我国商业银行将会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4.不良贷款的存在使银行改革无法进一步深入。我国商业银行改革的方向是四家国有商业银行逐步实现股份制，已实行股份制并具备上市条件的其他商业银行逐步实行股票上市。实行股份制和股票上市需要增加透明度，公开资产负债和财务状况，达到有关标准。如果不能把不良资产降下来，就达不到上市标准，就不可能上市，即使上市了，股票的出售也将成为问题，这就会推迟我国银行业的改革进程。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银行业的竞争更加激烈。为了迎接竞争，把我国商业银行建设成世界一流的银行，就必须采取坚决措施，解决商业银行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过多的问题，如不尽快解决，将带来一系列严重后果。

运作盘活不良贷款的方式方法

      要充分应用市场和法律手段，采取多种形式消化不良资产，通过落实债权，建立不良资产垡回收责任制，依法处置贷款抵押品及垡企业资产，出售债权或更换债务人，资产证券化，减免贷款本息及核销等方式，盘活不良资产。

      1.国有企业可实行股份制改革。国有企业银实行股份制的改革，建立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企业经营机制，公开发行股票在，用所得资金冲销不良资产，偿还银行贷款，还可以使企业增加资本金，降低负债率。

      2.在企业、银行界和全社会开展遵守信用的学习和教育活动。应 采取有效措施，使破坏信用的企业借不到款，打击逃债赖债，破坏信用的行为。对情节严重的逃债赖债行为，依法办理，并形成声势，给意欲破坏信用者以震慑。

      3.国有商业银行应逐步实行股份制。国有商业银行应变成真正经营货币的企业，实行自主经营，不再承担政策性贷款的业务，实行政企分开，建立健全股东监督制度，以提高新增贷款

      4.对不良贷款进行分层处理，对现有的不良资产不能简单粗放地处理，而要细化分类，对不同类型、不同等级的不良资产在采取措施时要因地制宜，找准突破口，

      5.调整信贷结构，对不良资产增加审查环节。对不良贷款单纯地围追堵截，终究是亡羊补牢的措施，应增大对新增贷款客户的营销、评估、预警、审批、贷后管理。回收监测、中间业务服务等各个环节的管理，确保注入的贷款是安全、有效的。

      6.建立激励约束机制，约束人的行为。权力和责任永远是相伴相随的，构建讲效果和节约的市场经济的贷款营销理念，责任到人，逐级考核，合理奖惩。建立和完善信贷经营管理体制，形成审批。经营。风险控制相互制约，权、责、利相结合，分级管理。分级经营的新型信贷经营管理体制，实行审批个人负责制，使权责统一。

借鉴美国如何处理银行不良资产的方法

      我国商业银行大量不良资产的存大大增加了我国的金融风险，因此探索处理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有效方法，对于尽快处理我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

      1.美国商业银行处理不良资产的措施。在银行业危机中，美国一些大银行内部也产生了大量不良资产问题，它们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了这些不良资产，摆脱了困境。 提取坏帐准备金。坏帐准备金的足额提取增强了银行消除贷款损失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调整债权结构。根据贷款出现的问题的原因和程度，银行与债权人重新协议商业银行贷款条件，或减免利息，或延长贷款期限，或追加担保和资产抵押，以尽量增加项目的潜在价值，提高商业银行的优先清偿地位。 通过法律手段。商业银行通过法律手段，取得贷款抵押物的所有权，并以资产拍卖收入偿付贷款损失。 好银行加坏银行模式。将母银行的不良资产按公平市价连同已经分配好的储备一并转让给一家单独成立的子公司，母银行由于转让了不良资产而成为资产优良、资产充足的好银行，而子公司由于接受了不良资产而成为坏银行。

      2.美国政府机构处理商业银行不良资产采取的措施。面对日益深化的银行业危机，美国政府部门采取了包括收购和接管、存款清偿以及营业银行救援三种方式。美国政府依靠公开拍卖和暗盘竞标的方式 ，将其接管的大批破产商业银行的资产(贷款和不动产)出售给了民间企业，并与民间投资者共同组成合资公司，美国政府作为有限公司的合资者，以其所持有的破产金融机构的资产作为股本投入，并负责安排融资：民间投资者则作为一般合资人注入现金股本，并提供资产管理服务。另外美国政府还通过签订资产管理合同和资产证券化的方式，成功地处置了商业银行的大量不良资产。

      3.美国处理不良资产的经验对我国的启示。首先是政府机构的主导作用。美国机构从全国性和制度性的角度出发，在处理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过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加快了处理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步伐，大大减弱了银行倒闭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动荡。改善了银行的经营环境，增强了银行处理不良资产的能力。 其次是建立了完备的法律体系，为迅速处理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提供了法律上的支持和保障。 再次是及时地解决。面以严重的银行业危机，美国政府采取措施，及时对商业银行进行解决，处理得及时，效果明显，还创造出新的处理措施使不良资产得到很好的解决。 这些富于创新的措施和手段为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处理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市场，在追求不良资产处理速度的同时，又能最大限度地节约成本，对于新的措施可以对我国处理不良资产的措施带来一些新的方向和解决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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