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良贷款反弹表态发言？

国内外三年对于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文献

文献综述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产生原因及解决对策随着我国商业银行的不断发展壮大，不良贷款问题也伴随着产生并阻碍着商业银行的进一步发展。关于商业银行不良贷款问题产生的原因，以及化解不良贷款的措施，很多学者进行了深入的研究。1 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国外研究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国外研究中，最早的银行倒闭事件可以追溯到14世纪巴蒂家族的弗罗伦萨银行，当时，由于英吉利政府没能偿还该银行的巨额贷款，而导致其倒闭。19世纪，英格兰两家大银行的倒闭，日本北海道拓殖银行的破产等，这些银行经营的失败案例在国际金融史上时有发生。而导致银行破产的原因中，银行不良贷款问题一直是银行失败的主要原因。Sanjeev，Gunjan米（2007）认为，不良贷款已成为世界各地银行界的威胁，而形成不良贷款的外部因素与内部因素相比有较高的影响力。富兰克林艾伦（2009）认为，不良贷款问题是中国持续繁荣的最重要的问题，在努力改善银行体系中，特别是减少不良贷款的主要银行数量和提高其效率的延续，是中国改革在短期内金融体系最重要的方面。2 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国内研究2.1 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现状研究对于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现状的国内研究中，中国银监会副主席唐双宁在举行“2007年中国金融市场论坛”上表示，虽然我国银行业的改革总体上取得了成功，但目前有些改革还在浅层次进行，基础还不牢固，有待进一步向纵深推进，特别要求商业银行防止不良贷款的反弹。廖远甦（2007）认为解决我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难题，任重而道远。因为，国际上一般认为合适的不良贷款率应该在2%—5%之间。2000年世界排名前20的银行（不包括中国的银行）的平均不良贷款率为3.27%。虽然除农业银行以外的其他三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接近这一水平，但因为目前的不良贷款率是在政府大力扶持下短期获得的，仍然有反弹的可能。赵洪丹、丁志国（2010）通过研究发现，2003年以来的不良贷款率和不良贷款余额“双降”主要归因于贷款存量增大和不良贷款的剥离。经调整后的2008年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和不良贷款余额远高于银监会公布的相应值，中国商业银行经营水平并没有明显改善。周行健认为，在宏观调控政策及经济金融环境的综合影响下，2010年我国银行业信贷总量仍然会大幅增长，但增速将显著回落；存款规模继续稳步增长，企业存款增速将大幅回落，结构可能呈现“先活后定”趋势；净息差将沿上升通道缓慢回升，银行业盈利提速成定局，结构有望改善；不良贷款难以“双降”，但资产质量短期无忧，长期压力犹存。

2.2 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原因研究对于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原因研究中，邓勇（2007）认为，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原因划分为行业原因，债务人经营不当、管理不善，银行信贷管理失误和欺诈等原因。张晓梅（2008）认为，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原因有外部环境因素和内部环境因素两方面。尹璐认（2008）为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成因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银行内部原因，有银行趋利目标，银行之间的竞争，困境银行特殊行为以及国有商业银行经营管理决策失误；另一方面是银行外部原因，有金融体系改革滞后，制度不健全，政府的行政干预，各权力集团的利益纠葛，法制不健全，司法不力，央行金融监管不力，信息不对称，预算软约束以及经济周期等因素。屠德俊（2009）认为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主要原因在于经济体制转轨过程所引起的银行业经营环境的变化和自身产权约束的缺位，而股份制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产生的原因同样主要归因于制度性因素，技术性因素仍旧是出于次要位置的。而针对这些问题，商业银行应采取成立清收不良贷款的组织机构；补充法定代表人保证控制新增不良贷款；加强贷后管理控制新增不良贷款等措施来化解不良贷款。赵洪丹、丁志国（2010）认为形成不良贷款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干预银行信贷工作，加大了银行经营的政策风险；银行与企业之间信息不对称，难以提高信贷质量；商业银行内部控制不足，发放贷款过于随意。2.3 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措施研究对于商业银行化解不良贷款的措施研究中，张士明（2005）认为对不良贷款风险的化解应该“防”与“治”相结合，应采取自身特点来采取相应措施，提出按不良贷款的严重程度，选择银行破产清盘或银行资产重组模式；按实施银行不良贷款重组的主导机构不同，分为政府、银行、第三方三种重组主体；按处理银行不良贷款的资金融通渠道不同，分为政府、银行、第三方三个成本负担者；按处理银行不良贷款的集中程度不同，分为集中处理和分散处理两种基本模式；按政府注资的方式，银行不良贷款重组的方法分为流量法和存量法。黄中文、戴博琦（2005）等人根据国外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处理方式，并分析研究国内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现状，得出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处理不良贷款的方式。主要有剥离模式，另一种是不良贷款处置的证券化模式，最后是不良贷款处置的交易中心模式。他们强调政府只能促进市场建设，不应干预金融经济，同时要求政府未来弥补市场失灵，必须始终强力干预金融经济。总之，政府应充分发挥其只能协调促进金融机构的发展，发挥政府进行选择性控制的补充性功能，避免产生不利于社会大众的道德危害。宋继水、刘博（2008）认为处置不良贷款与防范风险的建议为，一是建立科学的信贷风险管理体系；二是加强对抵押、担保贷款的管理；三是多方联动，加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王恒（2009）认为化解不良贷款应从管理商业银行授信风险着手。赵洪丹，丁志国（2010）认为商业银行需要推进产权制度改革，完善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机制，政府完善法制建设和改善社会信用环境。

3 总结综上所述，国内学者对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做了比较全面详细的研究，针对国内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现状，折射出来的产生不良贷款的原因，到提出化解不良贷款的应对措施等都有比较详尽的说明，而且在化解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对策中有了更多的途径。同时，国外学者也对不良贷款做了深入的研究，从中可以得出研究不良贷款产生原因及解决对策的重要性。参考文献[1]王焯，胡皓南．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处理方式的现实情况与理论对比[J]．现代商业，2010（6）．[2]赵洪丹，丁志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状况、原因与治理：2003-2008[J]．沈阳大学学报，2010（1）．[3]Franklin Allen，a Review of China＇s Financial System and Initiatives for the Future [M] US；Springer US．2009．[4]屠德俊．中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成因与对策[J]．世界经济情况，2009（10）．[5]张晓梅．试论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成因及化解对策[J]．时代经贸，2008（108）．[6]宋继水，刘博．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处置的考量—以z市银行业不良贷款处置为例[J]．金融观察，2008（3）．[7]Sanjeev，Gunjan M.Bankers＇Perceptions on Causes of Bad Loans in Banks[J]．Journal of Management Research；Apr2007．[8]邓勇．城市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控制初探—以GCCB为例[M]．四川：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9]王恒．商业银行授信风险管理—以中小企业为视角的实证分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10]张士明．多赢—批量处置不良贷款的成功时间与理论思考[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11]尹璐．去年我国银行业不良资产实现双降[J]．金融时报，2004（18）．

[12]熊学萍，刘建国．关于不良资产处置效益最大化的若干思考[J]．金融经济，2004（6）：45－46．[13]黄中文，戴博琦．我国银行不良资产的现状及成因分析[J]．太原理工大学，2002（14）．[14]舒新国，娄宏伟，秦红．中外商业银行经营差距到底有多大[J]．金融会计，2002（8）：4－8．[15]廖远甦．中外商业银行经营差距到底有多大[J]．金融会计，2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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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产生原因及解决对策【文献综述】

文献综述

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产生原因及解决对策

随着我国商业银行的不断发展壮大，不良贷款问题也伴随着产生并阻碍着商业银行的进一步发展。关于商业银行不良贷款问题产生的原因，以及化解不良贷款的措施，很多学者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1 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国外研究

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国外研究中，最早的银行倒闭事件可以追溯到14世纪巴蒂家族的弗罗伦萨银行，当时，由于英吉利政府没能偿还该银行的巨额贷款，而导致其倒闭。19世纪，英格兰两家大银行的倒闭，日本北海道拓殖银行的破产等，这些银行经营的失败案例在国际金融史上时有发生。而导致银行破产的原因中，银行不良贷款问题一直是银行失败的主要原因。Sanjeev，Gunjan米（2007）认为，不良贷款已成为世界各地银行界的威胁，而形成不良贷款的外部因素与内部因素相比有较高的影响力。富兰克林艾伦（2009）认为，不良贷款问题是中国持续繁荣的最重要的问题，在努力改善银行体系中，特别是减少不良贷款的主要银行数量和提高其效率的延续，是中国改革在短期内金融体系最重要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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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国内研究

2.1 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现状研究

对于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现状的国内研究中，中国银监会副主席唐双宁在举行“2007年中国金融市场论坛”上表示，虽然我国银行业的改革总体上取得了成功，但目前有些改革还在浅层次进行，基础还不牢固，有待进一步向纵深推进，特别要求商业银行防止不良贷款的反弹。廖远甦（2007）认为解决我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难题，任重而道远。因为，国际上一般认为合适的不良贷款率应该在2%—5%之间。2000年世界排名前20的银行（不包括中国的银行）的平均不良贷款率为3.27%。虽然除农业银行以外的其他三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接近这一水平，但因为目前的不良贷款率是在政府大力扶持下短期获得的，仍然有反弹的可能。赵洪丹、丁志国（2010）通过研究发现，2003年以来的不良贷款率和不良贷款余额“双降”主要归因于贷款存量增大和不良贷款的剥离。经调整后的2008年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和不良贷款余额远高于银监会公布的相应值，中国商业银行经营水平并没有明显改善。周行健认为，在宏观调控政策及经济金融环境的综合影响下，2010年我国银行业信贷总量仍然会大幅增长，但增速将显著回落；存款规模继续稳步增长，企业存款增速将大幅回落，结构可能呈现“先活后定”趋势；净息差将沿上升通道缓慢回升，银行业盈利提速成定局，结构有望改善；不良贷款难以“双降”，但资产质量短期无忧，长期压力犹存。

商业银行坏账产生的原因

不良贷款就是商业银行的“坏账”，是很可能收不回来的那部分贷款。坏账近三年来每个季度持续增加，让银行业情何以堪啊！

当然，不同的银行不良贷款增长的态势有所不同。其中，大型商业银行的不良率较高但增速放缓，股份行、农商行的不良率增长有加速之势。与此同时，商业银行的关注类贷款普遍也在以较大的幅度在增长，这同样应该引起高度注意。

在经济下行期间，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反弹预计在短期内仍然可能还会再持续一段时间。但我国商业银行拨备覆盖率较高，风险抵补能力较强，资产质量总体可控。

从长期上看，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各行积极采取资产保全措施，加强逾期贷款监测管理，完善全面风险体系，逐步优化融资结构，各行企业部门债务风险总体可控，系统性风险发生的可能性较低。

扩展资料

从行业上看，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采矿业是商业银行产生不良贷款的主要来源。与此同时，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租赁和商业服务业等与公用事业相关行业的资产质量有所好转。

批发与零售业、制造业、采矿业成为不良资产“高发地”的现象与近年来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主张“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的思路高度吻合，在经历整合和消化过程产能、处置“僵尸企业”的过程中，势必会带给这些产业一定程度的阵痛。

随着银行业与实体经济的关联度日益紧密，产能过剩行业的风险一旦暴露，导致资金链、担保链断裂，最终表现为商业银行资产质量受损。

从区域上看，东部及沿海地区不良贷款余额与不良贷款率仍高于其他地区。但同时，东部及沿海地区不良贷款增速减缓，而中西部地区不良率上升较快。参照银监会银行业对银行业各省市不良贷款率的统计数据，内蒙古、河南、山西、江西、宁夏等中西部省市的不良贷款率迅猛增长，而浙江、江苏、福建、山东等东部及沿海省份的不良贷款率居高但增速放缓。

从产品上看，公司类不良贷款占比较大且上升较快，个人类不良贷款增长相对稳定，票据贴现类贷款风险相对较低。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坏账

2022大连地区不良率高的原因

自然灾害及地区性违约事件造成不良率飙升

值得关注的是，截至2016年、2017年、2018年末，大连农商行的不良贷款率分别为2.91%、4.95%、8.73%，根据《2019年度同业存单发行计划》显示，截至2018年9月末，大连农商行不良率为9.95%，2018年末这一数字有所下降。

从贷款投向来看，截至2018年末，大连农商行贷款投向前五位行业分别为制造业(占比17.20%)、农、林、牧、渔业(占比13.94%)、批发和零售业(占比11.53%)、房地产业(占比10.16%)、建筑业(占比7.24%)。

涉农贷款在大连农商行的贷款比重中很大。截至2018年末，大连农商行涉农贷款333.4亿元，占各项实体贷款余额的70%，占全市金融机构涉农贷款总额的20%。

对于不良率升高的原因，大连农商行在《2019年度同业存单发行计划》中解释有两个原因。

第一是该行涉农贷款比重大，而近两年该行涉农贷款不良率持续走高，主要是受近两年大连地区自然灾害频发的影响。2018年夏季持续高温使得圈养海参及其他海产品大量死亡并绝收；入秋之后非洲猪瘟疫情对大连普兰店、瓦房店地区生猪养殖造成重大不利影响，2018年生猪出栏率降至零。当年新增海产品、生猪不良贷款3.4亿元。

不良率升高的第二个原因是受地区经济持续下行影响，信用风险违约事件频出，地区性大额风险事件频发，东北特钢集团风险事件、大机床违约破产事件等多起地区性风险事件加剧了资产质量恶化。因东北特钢、大机床及其他大户违约，2017年和2018年大连农商行不良贷款增加约6亿元。

大连农商行称，除了传统现金清收、以物抵债等清收方式外，该行继续创新清收手段，通过挂牌转让、打包转让等多渠道，推动加快处置化解速度和工作力度。大连农商行表示，2019年将是该行的不良贷款攻坚年，不良率攻坚目标锁定在5%。

大连农商行在年报中并未披露截至2018年末的拨备覆盖率。截至2018年三季度末，该行的拨备覆盖率为56.02%。而2017年末这一指标尚且在100%以上，为103.86%。

资本充足率连年下降

根据年报，截至2016年、2017年、2018年末，大连农商行的资本充足率分别为12.44%、11.54%、10.86%，资本充足率不断下降。资本充足问题也值得关注。

对此该行解释称，由于经济复苏迹象不明显，信贷资产质量持续劣变，不良贷款反弹，导致贷款损失准备缺口增大。对资本产生一定的消耗，资本净额规模有所下降，资本充足率指标下滑。 2018年该行通过利润留存的方式补充资本，但对资本的补充作用有限，随着业务发展以及资产质量继续下行带来的拨备覆盖率下降，该行面临一定的资本补充压力。

大连农商行表示，2019年，该行将在市政府帮助下积极实施增资扩股，优先考虑由出具持续资本补充书面承诺的大股东增资扩股，确保原有股东的控制权，同时甄选合格的机构战略投资者，并按一定比例另行出资用于购买不良资产。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该行将启动发行二级资本债，提升二级资本补充能力。

大连农商行称，为扭转资产质量劣变势头，有效控制不良贷款，缓解资本补充压力，提高资本充足水平，2019年该行将调整授信政策，严格把控信用风险；严控逾期贷款，积极化解不良风险；加速抵债资产处置进程，减轻资本消耗；同时，强化成本管控，提升经营效益，增强盈利能力，加大内源性资本补充，并积极筹划增资扩股，拓宽外源性资本补充渠道。

大连农商行股权较为分散，截至2018年底，大连农商行第一大股东有三家分别为大连德泰控股有限公司、大连机车商业城有限公司、营口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有限公司，持股比例均为10%。

大连农商银行成立于2012年6月29日，是在原大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及辖属8家县级行社的基础上，由符合发起人条件的企业法人、自然人共同发起设立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为东北地区第一家以市为单位整体改制组建的农商银行，下辖庄河、瓦房店、普兰店、长海、金州、开发区、旅顺、甘井子、营业部、高新园区、长兴岛、花园口、星海、沙河口等14家一级支行和首家异地机构营口分行。

不良资产处置力度空前 国有大行有望“轻装上阵”

根据工行、建行、农行、中行、交行、邮储银行年报数据，资产规模均超十万亿元级的六大行，面对疫情及经济下行带来的冲击，资产质量均保持在较好的水平。不过，六大行在2020年的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率均有所反弹。在各大行业绩发布会上，对高管层关于“资产质量”的提问几乎无一缺席。

特别是，业内普遍关心去年以来普惠型小微贷款延期还本付息对银行资产质量的影响。综合来看，各行高管层的回应和表态给市场吃了一颗“定心丸”，一方面，各行在2020年加大了不良资产处置力度，甚至两家银行不约而同地用了“前所未有”一词来形容；另一方面，银行已提前开展专项风险排查，延本延息贷款“劣变”比例可控。

六大行不良率均有所反弹

年报披露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末，六大行不良贷款率均呈现上升趋势，不过，仍显著低于中小银行和行业平均水平。具体来看，工行不良贷款率为1.58％，建行不良贷款率为1.56％，农行不良贷款率为1.57％，中行不良贷款率为1.46％，交行不良贷款率为1.67％，邮储银行不良贷款率为0.88％。

事实上，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对于商业银行资产质量管理而言无疑是一次压力测试。据介绍，工行不仅全面搭建了智能信用风险管控体系，还实行全口径融资风险管理，对于债券承销、非标投资、债券投资、债转股等非信贷风险，也与信贷一样管理。

“去年，包括信用卡在内的零售业务资产质量保持稳定，普惠信贷质量也保持稳定，但我们在基础设施领域的不良率是略有上升的。海外和子公司受疫情的影响资产总量压缩、不良率有上升趋势。”建设银行首席风险官靳彦民在业绩发布会上表示，“预计2021年的资产质量仍将保持平衡可控，各项指标均衡协调。”

综合来看，大行资产质量的略有下降与境外业务相关性较大。据中国银行党委委员、拟任副行长陈怀宇介绍，2020年，受疫情影响，该行海外机构受疫情冲击较大，不良贷款显著上升。境内的新发生不良，则集中在制造业、房地产业和批发零售业，境外的新发生不良集中在油气、航空、房地产业。

不良贷款处置力度前所未有

2020年，银行业特别是承担了更多让利实体经济责任的国有大行，加大信贷投放力度，对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市场普遍关心，延期还本付息是否会给银行资产质量带来压力，目前是否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来提前缓释这种压力。

纵观六大行年报，各行毫无例外地在2020年加大了对不良资产的处置力度。其中，建行和交行高管层用前所未有来形容处置力度之大。

“去年，交行共处置了不良贷款829亿元，同比多处置了196亿元，其中，核销了538亿元，同比多核销了119亿元。所以，从过去3年的情况来看，2018-2020年，交行累计处置不良贷款2314亿元，超过之前6年的总和，累计核销1460亿元，超过了之前13年的总和，应该说，这个处置和核销的力度是前所未有的。”交通银行副行长殷久勇在业绩发布会上表示。

“建行加大化解处置力度，资产保全经营能力和水平，价值创造能力持续提升。去年完成了1904亿元的处置，达到 历史 新高，同比增长20％，力度也是前所未有的。”靳彦民表示。

银保监会数据显示，去年我国银行业共处置不良贷款超3万亿元。六大行2020年共计处置不良贷款4675亿元，其中仅工商银行就处置了2716亿元，超过其他五大行处置金额之总和。据王景武介绍，工商银行坚持风险资产分类“应下调的尽下调”，不良资产“应核销的尽核销”，加快不良资产的处置，进一步净化表内外资产。

谈及去年以来，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对银行资产质量的影响，各行高管层均表示整体风险可控。据王景武透露，截至2020年末，工行延本延息贷款“劣变”比例为0.8％，风险可控。

针对高风险地区和行业做好风控

年报数据显示，由于加大处置和核销力度，大行拨备覆盖率出现下滑趋势。工行拨备覆盖率为180.68％，下降18.64个百分点；建行拨备覆盖率为213.59％，下降14.1个百分点；农行拨备覆盖率为260.64％，下降28.11个百分点；交行拨备覆盖率为143.87％ ，下降27.9个百分点。

同时，专家认为，得益于不良处置力度持续加大，各家银行在2021年有望“轻装上阵”。对于接下来的资产质量管理，各大行高管层结合本行实际，提出了各自下一步的举措。

“展望2021年，中国经济已在全球率先恢复增长，预计我行信贷资产风险整体可控。但是，考虑到中小微企业支持政策到期退出、疫情影响滞后性等因素，境内机构资产质量仍将承压。”陈怀宇表示，中行将加快推进信用风险管理数字化转型，引入先进技术，增强风险敏感性和反应速度，提高自动化和智能化的风控水平。

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原晓惠则分析认为，展望2021年，银行业整体不良包袱在过去3~4年中化解相对充分，尤其是经历了2020年的大幅核销处置，预计2021年不良生成压力会有一定程度的减轻。在此背景下，银行应进一步提升风险管理水平，并优化信贷结构。

本文源自金融时报

对于不良贷款有所反弹和不良贷款反弹表态发言的总结分享本篇到此就结束了，不知你从中学到你需要的知识点没 ？如果还想了解更多这方面的内容，记得收藏关注本站后续更新。